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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是人类史上极不平静的一年：2月26日，日本皇道派军人在东京发动“二二六兵变”；3月7日，德军违反凡尔赛条约，进驻莱茵兰；7月17日，以佛朗哥为首的西班牙保守派军官发动叛乱，西班牙内战爆发；10月25日，德国和意大利签订《柏林协定》，一个月后又与日本签署日德防共协定，轴心已形成，世界无处不充满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不详气息。而此时的中国，无疑也处在日寇的威胁之下，国家情势万分危急。12月12日，这股不安之气终于发生了质变——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国民政府首脑蒋介石身陷古城。事变消息一出，举世瞩目。

本文综编自微信公众号“国家人文历史”（ID：gjrwls），原标题为《西安事变：全民抗战的新起点》，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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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军如丧家之犬

1931年12月15日，刚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北平绥靖公署主任的张学良却无一丝喜悦之情，就在3个月前，日军在沈阳突然发动事变。就在张学良一面下令“不抵抗”，一面期待国民政府要求国联解决问题的时候，日军迅速扩大“战果”，使得东北三省不仅没有重新回归中华民国的版图，反而发展出一个“满洲帝国”。

遥想3年前的1928年12月31日就职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时，张学良管辖着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拥兵22万，其中野战军有28个步兵旅、8个骑兵旅、3个炮兵旅、7个省防旅，1个海军舰队，5个航空队。与此同时，张学良还拥有独立的军工、军需生产基地。到1930年6月21日，张学良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陆海空军副司令。同年9月，东北军入关声援蒋介石，使反蒋军迅速瓦解。这一举措，不仅把张学良捧上了蒋介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还使他的管辖范围扩大到了华北地区。

可仅仅过了一年，张学良就因为根据地的大部丢失，被免去陆海空军副司令等职，屈就于只能管辖平津两市河北一省的北平绥靖公署主任。他的部队，也从当年的22万，迅速下降到15万，直接损失8个步兵旅、1个骑兵旅、7个省防旅。此外，军工和军需生产基地全部丢失，这使东北军原本能够独立维持的补给体系完全丧失，不得不改为依靠南京方面所提供的限额补给来维持部队。雪上加霜的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军内部开始分裂，一批本就不服张学良的老将纷纷打着“保境”或“自治”旗号脱离指挥，改投伪满洲国。

1930年，任陆海空军副司令时的张学良

此时的张学良被迫从全国性军事长官降为地方性军事长官，他逐渐丧失了对山西、绥远、察哈尔三省的控制。对此，张学良曾痛心疾首地表示：“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过去不抵抗的错误；我们不能再蹈过去的覆辙。我们马上要抗战，容忍就等于引颈就戮。”尽管东北军大部分官兵“打回东北、收复失地”的口号声一天高过一天，但在国民政府“先安内后攘外”国策下，返回东北遥遥无期。

1932年1月 “一·二八事变”爆发，使蒋介石与汪精卫的矛盾越来越大。作为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为取得一部分兵权以便同蒋介石分庭抗礼，竟直接致电张学良，要求他“整理华北政务，出兵东北”。通过东北军以往对日作战的失败教训，张学良深知所属部队根本不是日军的对手，希望能以全国之力对日作战，绝不能由需要南京中央政权接济的东北军来独力承担。因此，张学良对汪精卫的回复是“须委员长亲自下令”。

张学良的表现，使蒋介石认为可以继续操控东北军为己所用。因此当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华北尤其是平津冀察地区再次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因此，蒋介石决定再次将张学良推上前台，提高他的军事和政治地位，将北平绥靖公署扩编改组为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并以国民政府的名义于8月16日正式发布张学良为副委员长，代行委员长职权，负责华北地区军政事宜。

不再对通过国联干涉重回东北抱有希望的张学良开始在新职权内利用有限资源整训东北军，调整干部，希望能够一改“九一八事变”期间东北军无力抵抗日军的局面。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限制老派将领的实力（如汤玉麟），择优提拔嫡系军官（如王以哲、何柱国），扩大拥张将领的权力（如于学忠）。

然而日方根本不给张学良这个机会。就在张学良就职仅3个半月后，日军于1933年1月在热河挑起“榆关事变”。2月18日，张学良联名华北高级将领26人发出通电，指出“九一八事变”所造成的惨痛教训告诫国人必须放弃不抵抗政策和依赖国联政策，继又强调必须采取“武力自卫，舍身奋图，以为救亡图存之计”。这是张学良第一次正式公开对外提出“抵抗”之意。

华北地区军政最高负责人既然已经公开表明立场，这就标志着一场大规模战争即将爆发。此时的东北军计有6个军、25个师、4个独立旅、3个炮兵旅，实力依然不俗。然而如此实力的东北军却在高呼着“打回东北”的口号中再次被日军击溃，尤其是热河守备不战而退的恶劣影响，使装备精良的东北军名声一再下跌。

张学良本想通过热河抗战改变自己在国人心目中的负面形象，不想反使自己丢了更大脸，各界要求张氏引咎辞职的呼声越来越高，有甚者还要求进行军法审判，“杀张以谢国人”。《申报》曾经毫不客气地将热河一战形容为“日军之行军演习”，《益世报》则痛言“中国人不只是武力打了个大败仗，全国四万万人在精神上亦打了个大败仗。中国人不只失去领土，中国人实在抛了脸面，失去人格！”。

1931年，南京，蒋介石（右一）、宋美龄（右二）会见张学良（左一）、于凤至（左二）夫妇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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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军的逆袭

东北军一败再败，张学良被迫在舆论的压力下向国民政府致电请求辞职。张学良的离开，虽然一度使东北军失去了最高首领，但或许正是张的离开激励起东北军官兵的作战意志。原本在古北口毫无斗志的东北军第67军所属两个师竟在3月7日至9日这三天里顽强阻击日军第8师团第16旅团主力，至10日在伤亡惨重的情况下将防务移交给了北上增援的中央军第17军。

何应钦接手指挥后，对东北军不抱任何希望。他将古北口交给中央军第17军、将喜峰口交给西北军第29军、将冷口交给晋绥军第32军防守。东北军主力则分别驻守北平、天津、塘沽等地，仅留第67军在古北口策应，留第53军在冷口策应，留第57军防守滦东。在此期间，位于前线的东北军皆有出色表现，如第53军第116师在界岭口发起反攻，一度收复该地。第67军第107师夜袭建昌营，缴获日军机要文件。又如第57军骑兵第3师在海阳镇三进三出，第57军主力则在滦河两岸节节阻击达2个月之久，一度收复滦东，给日军以沉重打击。长城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为参战各部有功官兵颁发青天白日勋章，东北军计有24人获此勋章。

张学良辞职后，先后游历意大利、瑞士、德国、法国、英国、丹麦、瑞典等国，直至1934年1月回国。在此期间，中日两国已于1933年5月31日签订《塘沽协定》，长城抗战也于此时宣告结束。至于曾经参战过的东北军，则根据北平军分会的命令分别驻防在天津、保定、石家庄、高邑等地休整。

1934年，张学良（左）穿着长袍、双手叉腰大笑，也许是刚刚运动完，看起来心情很好。身边站着他的秘书、体育顾问李汤米（右，Tommy Lee）

这一时期的东北军虽然群龙无首，但上至军长下至士兵，都期待着张学良能早日归来，重新带领他们打回东北。因此，在消除了影响军队统一的老派将领如汤玉麟等人之后，东北军内部反较“九一八事变”前要团结得多。

张学良的离去，本使蒋介石有意乘机吞并这股武装力量，但是当他对红军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并抽调东北军第112师和骑兵第2师南下参战时，却遭到了两师师长张廷枢和黄显声的拒绝。蒋介石明白，撤掉张、黄两师长职务容易，但要使整个东北军听话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了。考虑再三，蒋介石决定重新启用张学良，利用张学良来将东北军投入“围剿”红军的战争，以达到消灭红军，进而削弱东北军直至完全吞并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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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陕“剿匪”屡遭打击

1933年12月18日，蒋介石电召张学良回国，张学良也不推辞，干脆借此机会重掌兵权，于1934年3月1日在位于武昌的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宣誓就职副司令一职（总司令由蒋介石兼任），并代行总司令职权。1935年3月1日，豫鄂皖“剿总”又奉命改组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武昌行营，张学良改任行营主任。

张学良在就职时就声言要“在蒋总司令计划指导下努力工作”，以表明自己的拥蒋反共立场。为此，他从华北地区抽调第57军和第67军南下与红军作战，第51军、第53军和第63军仍驻华北原防。不想与红军作战的部队因过于轻敌，屡遭仅有3000人枪的红军第25军打击。1934年4月19日，第57军109师所属2个营在光山县境执行搜索任务时，突然遭到红军伏击，经过一小时战斗，第109师伤亡200余人，被红军俘虏52人。7月17日，第115师又在长岗岭遭到红军重创，该师被俘达3700多人，师长姚东藩被撤职查办。

第115师的惨败，使东北军犹如当头一棒，东北军士气遭到严重打击。全军上下弥漫着消极态度，他们甚至对与红军作战到底是不是正确而产生了怀疑。“为什么总要打内战，不一致对外收复失地呢？”

总算是红军第25军于1934年12月转移至陕南，这才使东北军的军心没有继续恶化下去。对此，张学良算是完成了蒋介石交付的“剿匪”任务，代价是折损一个整师，全军上下则对未来的前途陷入了更深的迷茫，就连张学良自己也对是否要继续内战而感到犹豫。就在东北军以为完成“剿匪”任务后，蒋介石又命令张学良抽调部队追击红25军入陕，时任武昌行营主任的张学良命令第67军执行这一任务。

1935年，武汉汉口，蒋介石（前右）与张学良（前左）登岸，准备乘火车前往洛阳

为了督促东北军能够全力“剿匪”，蒋介石决定在西安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任命张学良为副总司令，要求张学良率领东北军主力第51军、第57军和骑兵军（由东北军各骑兵师改编新建），并授权张氏全权负责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省驻军的“剿匪”事宜。

张学良这一新任职务的权力，几乎与当年担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时相当，但西北地区与他和东北军来说都十分陌生，西北军与东北军也没有任何渊源，愿不愿意服从命令尚且两说，再加上部队在豫皖驻防时期就有厌战情绪，因此将东北军主力调往西北继续与红军作战，不仅东北军广大官兵不情愿，就连张学良也觉得勉强。不仅如此，东北军数万兵马与红25军3000余人作战时尚且落败，这次入陕所要面对的则是红军主力，能不能打赢也是一个未知数。就这样，张学良和入陕东北军带着消极态度，以及无限的忧虑进入了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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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军越战越弱，红军越打越强

事情的发展果如原先担心的一样。东北军入陕后不久，第67军第110师于10月1日在劳山遭到重创，师长何立中、参谋长范驭州、第629团团长杨德新阵亡，第628团团长裴焕彩被俘。第110师重蹈了一年前第115师的覆辙，并在战后被军政部明令撤销了番号，成为东北军军史上最大的耻辱。

东北军在与日军作战中虽然接连惨败，但却从没有成建制被歼灭的事例发生。反倒在参加不得人心的内战后接二连三被红军歼灭。10月19日，第107师619团在榆林桥全团覆没，团长高福源被俘。11月24日，第109师又在直罗镇全师覆没，师长牛元峰、第627团团长郑树藩阵亡，参谋长刘德裕被俘，就连曾在榆关抗击日军而闻名的抗日英雄——第626团团长石世安也在悲愤中自杀身亡。

直罗镇一战后，张学良虽然抽调部队重组第109师，但入陕的东北军已经因为不断的失利而彻底丧失继续与红军作战的战意，更甚者，红军依靠缴获的大量东北军装备更新火力，并接纳了大量被俘士兵编成一个补充师。这么一来，东北军越战越弱，红军越打越强，长此以往，东北军必将在内战中消亡殆尽。

在战局不断失利，以及红军不断派人争取东北军联合抗日的情况下，张学良终于通过被俘获释的团长高福源的关系，与红军秘密取得联络，并同红军达成停战协定。张学良表示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如红军参加对日作战，他愿意“完全赞助”，并在红军主力将集中河北时“通知在平汉路西的东北军四个师与红军联络”、“通知驻陕甘的东北军让路”。

从1936年开始，东北军虽然继续在执行蒋介石“围剿”红军的命令，但每当与红军遭遇，就十分默契地对天放枪。红军也表示出极大诚意，如主动放弃瓦窑堡，使张学良完成了蒋介石所交付的必须完成的任务。

自从张学良与红军达成默契之后，他就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和准备工作。为使东北军能够重新振作，树立“精诚团结、意志统一”的思想，唤起“久以消沉的民气”，张学良出资创办《西京民报》，作为其宣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舆论阵地。在军队内部，他则开办军官训练团培养抗日骨干，并挑选了一批优秀青年军官组成“抗日同志会”，由张自任主席，应德田任书记，孙铭九任行动部长，苗剑秋任宣传部长，何镜华任军事部长。

1933年2月17日，孙殿英、朱庆澜、张作相、张学良、宋子文、杨杰、汤玉麟等（前排左起）在河北承德部署热河抗战事宜

同志会的誓词是：“我决心参加抗日同志会，遵守组织纲领，服从组织纪律，拥护抗日领袖，艰苦奋斗，不辞牺牲，努力向前，以求中华民族的解放与自由”。张学良还亲自对会员说：“我张学良一旦中途不抗日，我的同志任何人都可以枪毙我！”

张学良在西北的一系列“反常”行为，使蒋介石深感担忧。为了督促张学良坚决“剿匪”，完成先安内的国策，蒋氏决定于1936年10月20日启程前往西安坐镇督战，以期改变西北战局。对于蒋介石的到来，张学良曾经想说服蒋团结各方力量一致抗日，但在经过数次苦谏后，蒋仍不为所动。这就迫使张学良联合陕西地方驻军的首领杨虎城实施兵谏、逼蒋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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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军杨虎城崛起和困境

1937年1月8日，蒋介石给位于西安仍掌控兵权的杨虎城写了一封信，内言“本党历史不可为不久，中央待汝不可为不厚，五年以来陕省之安定建设，不可谓不创造艰难，而今首受其害者，为汝最深，而苦痛最重者乃陕西同胞。吾知汝必不愿自撤本党之藩篱也”等语。从蒋介石的角度来看，他对杨虎城已经是厚待了，杨怎么能忍心对国家领袖下得了手。那么，从杨虎城的角度来看，真如蒋介石所说吗？我们不妨从杨虎城入陕主政说起。

在北伐战争时期，杨虎城只是国民革命军200多军长中一员，他的名声更多来自于坚守西安一役。北伐胜利后，杨被降任为师长，但在之后的蒋冯战争、中原大战中，杨虎城因拥护蒋介石，并在战场上屡立战功，而不断得到提拔，他先是担任第7军军长，继又得到了第17路军总指挥的头衔，成为第一个率军追击冯玉祥部西北军残部入陕的南京中央代表。

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为了防止西南和东南局势发生变化，而将华北地区交付于张学良，自己仍然坐镇华东，以稳定其基地，并随时准备出兵对付两广重新达成的反蒋联盟。因此，对于西北地区，尤其是新近占据的陕西、甘肃、宁夏数省，蒋介石决定把这些地方暂时交付给地方驻军自行管理。这其中的陕西一省，即交由杨虎城，杨也因此成为陕西省政府主席和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全权掌握陕军政大权。

1931年8月，甘肃发生了“雷马事变”，驻军师长雷中田在冯玉祥的鼓动下发动兵变，武力扣押临时代理甘肃省政府主席的马鸿宾。蒋介石命令杨虎城调兵平变，这使杨系陕军的势力扩张到了甘肃。此时，杨虎城拥兵2个军、5个师又5个独立（警备）旅，加上归其指挥的地方保安团队，兵力达近7万人。

杨虎城部陕军实力不断壮大，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对蒋来说，杨虎城毕竟只是临时用于稳定西北的一颗棋子，当杨虎城入驻西安时，其部队实力仅为3个师，但不到一年就增加了一倍以上，这对中央来说是一种威胁。蒋介石无法容忍在解决了“旧军阀”后，又培养出“新军阀”。对此，蒋介石设立驻甘绥靖公署，任命自己的嫡系将领蒋鼎文为主任，从杨虎城手中将甘肃地方军队的指挥权要了过去。

1934年冬，杨虎城将军在西安南郊留影

蒋介石还采取分化收买的手段，先是收买马青苑，让其率领所部警备师发动兵变。待马兵变失败，便裁撤警备师，使杨虎城平白折损一师兵力。接着，又策动旅长杨渠统率部开赴河南后扩编为新编第5师。从表面上看，这是为杨虎城增加兵力，实际则是通过外调的方式，使杨渠统的部队彻底脱离杨的控制。在之后与红军的作战中，又有一个省警备旅被歼灭。这么一来，杨虎城的兵力被不断压缩，到最后仅剩下2个军、2个师又2个警备旅。不仅如此，蒋介石甚至还免去了杨虎城省主席的职务，另行委派邵力子为主席，试图从政治方面压制杨。

蒋介石的不断压迫，使杨虎城产生了联合外力共同御蒋的想法。而在与红军作战的不断失利中，也使杨虎城对“先安内后攘外”的国策产生了严重的反感。就在此时，张学良率领东北军主力入陕，使陕西局面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起初，对于东北军的到来，杨虎城及陕军充满敌意。不仅在情报上不愿与东北军共享，就连补给上也是能不给就不给，实在不行就采取拖延战术。因此，陕军与东北军之间的关系处于不断恶化的状态。但因同样对遭到红军打击，同样对蒋介石国策的怀疑乃至反感，终使杨虎城和张学良走到了一起，陕军与东北军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日益密切。终于，杨、张之间达成了共识，他们决定通过以兵谏的方式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合红军一起共同抗日。

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夫妇与国民党高级将领合影。前排左起：张学良、宋美龄、蒋介石；后排左一为李宗仁

另一个极重要的角色则是由中共中央领导的红军。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历尽艰辛，终于结束长征，到达陕北。然而红军喘息未定，蒋介石已经委任张学良为西北“剿总”副司令，调集十几万东北军大举进剿。

1936年12月初，蒋介石前往西安督战，强令张学良、杨虎城执行“剿共”。图为蒋介石（前排左一）到达西安后，张学良、邵力子、杨虎城前往迎接

面对严峻的政治军事形势，中共以“抗日反蒋”为号召，积极展开统战工作。经过8个月的精心酝酿，终于建立起以中共和张学良为主体，广泛吸收杨虎城、盛世才等国民党反蒋派在内的联合战线，同时计划依靠苏联援助，在中国西北另立国防政府。

长期以来，共产国际一直对中共的“西北大计划”很感兴趣，而今突然改变态度，使中共陷入了很大的困境。按照中共中央此前的步骤，“西北大计划”已经箭在弦上，各地反蒋派的联络工作已经准备就绪，一旦西北国防政府成立，各地群起响应，南京国民政府势将四面楚歌。然而“西北大计划”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和“抗日反蒋”方针紧密相连的，当共产国际提出“联蒋抗日”后，这一计划在事实上已经流产。

“西北大计划”的流产，对张学良造成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既然联共之路难以走通，张学良就只能暂时保持对蒋介石的“灰色与忠顺”，而当四个月后蒋介石飞临西北督促剿共时，兵谏几乎成了张学良的唯一选择，西安事变的爆发便也顺理成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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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发

1936年12月12日凌晨5时半左右，身在西安的蒋介石正欲披衣起床，忽闻行辕门外枪声响起，继而“连发不止”，凭直觉感到大事不妙的他立即越墙而出。与此同时，进攻华清池的东北军亦开始搜寻蒋介石的踪迹……。

在这个拂晓，蒋介石卫队阵亡20余人，蒋孝先、邵元冲亦在混战中遇难，至上午9时左右，连蒋介石本人也落入东北军手中。随着陕西临潼黎明的突然枪响，蒋介石一再坚持的“剿共”战争被迫停了下来，中国历史进程走到此处悄然转弯。

很少有人知道，距离西安三百多公里的洛阳几乎第一时间获得了西安兵谏的消息，当身负轻伤的蒋介石走进新城大楼的那一刻，洛阳派来的一架双座教练机迫降在了华清池外面的麦田里。与此同时，西京招待所的那些南京军政大员们如梦初醒，张学良、杨虎城联手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改变这个国家走势和许多个体命运的大事。

从12月12日兵变开始，地处中国西北的古城西安就成了世界的焦点，无论是最接近暴风眼的苏联，还是东面虎视眈眈的日本，或是欧美诸国，几乎都在12日至13日间接到消息。英美虽未明确提出什么意见，但通过再三对蒋介石人身安全的关切，间接地向南京政府表达了他们希望西安事变能和平解决的意愿。日本首脑便在外相官邸针对西安事变召开紧急会议，前后4小时，最后决定采取“帝国政府对于事态之推移，以重大关心而静观”的策略。尽管明面上强调“公正”与“静观”，但在整个事变过程中，他们不仅没有表达出希望和平解决的意向，反而极力破坏，煽动战争。

苏联的态度十分重要。实际上在事变后的两天，苏联《真理报》就刊登了对张、杨很不利的社论，内容严厉责备张学良、杨虎城假抗日之名目，妄图制造国家分裂。1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又给中共中央发来了由季米特洛夫签发的“莫斯科回电”，要求和平解决事变。中共中央对苏联的意见虽有关注，他们有自己的一套应对方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共领导对共产国际这个盟友表现出来的态度是有所不满的。一开始并没因此调整政策，直到19日经讨论后才决定调整方针，中共中央虽然改变了之前的强硬态度，但是，他们依旧不赞同苏联所言的那样将张、杨视为叛逆，而是认为目前和平解决的障碍是南京的主战派。

在周恩来、宋美龄等人的斡旋下，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以事变化解为契机，中国不仅避免了一场新的“中原大战”，反而让国内各势力在抗日的旗帜之下统一起来。由蒋介石主导的国民政府也一改过去“攘外必先安内”之政策，开启第二次国共合作，共赴国难的新征程。

延伸阅读：

西安事变前，国民党与中共之间有什么秘密联系？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在西安扣留蒋介石，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1946年12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举行的“双十二”纪念会上讲话，指出西安事变“是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西安事变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是在当时的大历史背景下的一种必然行为。让我们回到1935年在大历史的背景下重温那段历史，探究西安事变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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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抗战后，日寇迫使国民党政府于1933年5月31日签订《塘沽协定》。《塘沽协定》可以说是袁世凯承认承认“二十一条”后最卖国的条约，承认日本对热河的侵占，承认以长城为“伪满洲国”的国界，中央军撤出华北，将华北的主权拱手让给日本！6月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32次临时会议，通过议案追认《塘沽协定》。6月5日，蒋介石在日记中美化《塘沽协定》说：“协定成立，停战政策得告一段落，人民暂可安息；国际形势，当有进步。对内对外，得此整顿准备之余豫，其足为复兴之基乎！”后

日本帝国主义成功迫使蒋介石的南京政府退出华北，在1935年1月日本制造察东事件，迫使国民党政府签订《秦德纯土肥原协定》，又称《察哈尔协定》，日军据此实际控制了察省北部地区。

1935年7月6日迫使国民党政府签订《何悔协定》的形成；使日本攫取了河北省和平津两市的大部主权。又勾结汉奸殷汝耕搞出“华北自治”的闹剧。这是在政治上，经济方面大规模的走私、掠夺华北资源、贩毒，不一而足。

在日本大规模走私侵略下，民族工商业遭到灭顶之灾。上海糖商60余家，因私糖盛行而受之损失已达1000万元以上，广东糖因华北私货充斥，在5月初就停止装运，并一半停工，到中旬以后，广东糖厂竟因私货压迫及原料不足而全部歇业。至于人造丝业，1934年上海人造丝匹头厂家有21家，丝织机2万部，因私货倾销影响，1935年已仅余六七家，织机三四千部。其他如纺织业、面粉业、卷烟业、火柴业等，无一不受到走私的危害。尤其是华北工业的中心区天津各厂不是关门倒闭就是被日商所收买。仅1935年8月至1936年4月日本在华北走私就使国民党政府损失两千万元。盐税收入也因为日本强卖汉沽、芦台、塘沽而大受影响。蒋介石责骂：“日本之贪而愚，不仅非东亚之福，实为世界之害群之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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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蒋介石开始寻求苏联援助

1936年春，日本政府提出所谓“广田三原则”，企图独吞中国，它同蒋介石的矛盾也就变得更加尖锐。蒋介石后来在日记写道：“当时的情势是很明白的：我们拒绝他的原则，就是战争；我们接受他的要求，就是灭亡。”“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

1929年中东路铁路事件后，中苏关系一度中断。9·18事变后中苏双方都开始着手改善双方关系。

蒋廷黻在9·18事变后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提出应与苏联发展外交关系，“联络外交是常态，断交是变态。”“我们处于两个强国之间，在平常的情况下都不应该两个都得罪。那么我们在过去的这一年中，一面与一个强邻处于生死对抗中，一面又于第二个强邻彼此不通音信，这是违反了外交的ABC。”蒋廷黻的言论引起蒋介石的注意。1933年，蒋介石在庐山召见蒋廷黻，通过交谈为蒋介石所赏识。1934年6月蒋廷黻赴欧考察，蒋介石要他“尽可能把时间用在苏联”，“探讨中苏两国合作的可能性。”“

1934年夏，蒋廷黻赴欧洲考察。在莫斯科停留了三个星期专门研究苏联外交，并同苏联高级官员进行交谈。在与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可夫会晤中蒋说：“当我们中国人认为苏联绝不会放弃其既定计划，所以我们中国也希望苏联政府能同意中国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展其政治经济组织。”斯托莫尼亚可夫说；“苏联无意干涉中国内政，一旦苏联要与中国建立进一步关系的话，那个中国也是蒋介石统治的中国。”蒋廷黻报告蒋介石：“目前虽不必订特殊条约或作形式友好表示，然即利害相同，友谊亟宜培养，互信亟宜树立，如此我外交可添一路线，世界对等阵线可望维持，新疆问题可免复杂化。”蒋介石最担心的就是苏联援助中共，当时新疆军阀盛世才表现出亲苏，也令蒋担心，解决了这两个问题蒋介石对苏联态度开始转变。蒋介石复电嘉许，并让孔祥熙密告苏联驻华公使鲍格莫洛夫：“蒋廷黻与中正有密切关系，极为信赖，嘱咐转达俄当局可与蒋公开谈判。”自此国民党政府与苏联关系开始升温。

9·18事变中蒋介石一直寄希望于“国联”的调停—主要是美英，但现实击碎了蒋的美梦，美英只是在口头上对日加以谴责。国民党政府驻英国公使郭泰祺同苏联驻伦敦全权代表И.M.,梅斯基举行会谈。郭泰祺向梅斯基表示，“中国形势带有危急性质。三年多来，中国是靠自己的力量‘击退’了日本，中国指望西方援助的愿望落空了。”“同盟国的援助只停留在虔诚的决议上，不能阻挡日本军队的侵占满洲……就在前不久每个人就在经济领域给中国以不同寻常的打击。由于约在一年前通过的‘白银法’，美国人抓紧收购白银。因此中国流入到美国的白银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不列颠政府并不比美国强……三个月前西蒙（英国外交官）同我会谈声称，大不列颠政府对维护中国的完整和独立特别关心，但是西蒙没有动一个手指头帮助中国对付困难。总之，中国的心情是这样的，就是对西方不再抱有幻想。”的

日俄战争使苏联和日本结为百年世仇，苏联在远东必须提防日本，中国和苏联有着共同的敌人。这是蒋介石将对外获取援助的目标从西方转到苏联的根本原因。为了进一步沟通中苏关系，蒋介石派曾担任参谋、侍从八年的亲信邓文仪担任驻苏联武官。邓于1935年春到达莫斯科后在苏联帮助下进入新疆考察。邓文仪从苏联回国后向蒋介石汇报苏联有积极援助中国的意向，蒋于是便让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向苏联大使提出：“如果中国被迫武装抗日，考虑到海路难以获得军需物资，能否从新疆得到军需品？”

1935年10月苏联驻华公使鲍格莫洛夫同蒋介石会谈时，说明苏联要与中国改善中苏关系，缔结商务协定和互不侵犯条约的意向。蒋介石答复“完全同意改善中苏关系，因为两国面对同一个根源”，并且表示“不仅其本人连其政府其他人员也不相信苏联对新疆有领土要求。”，

1935年10月份邓文仪在苏联发现英文版的《八一宣言》，将其翻译成中文带回国。蒋介石认为这是中共受苏联指使，便希望借苏联迫使中共谈判。1935年12月14日，苏联外交副人民委员B.C.斯托莫尼杨科夫电告鲍格莫洛夫：“苏联政府不反对协定，并准备同中国具体谈论这个问题。”斯托莫尼杨科夫强调，“苏联清楚的认识到，不实现蒋介石军队和中国红军部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可能真正的抗日。”斯

1936年1月22日蒋介石和鲍格莫洛夫进行会谈。蒋介石说：“提出的问题中最重要的是最后一个，红军的问题。如果中苏能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共产党可以公开存在，但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允许一个政党拥有自己的军队。苏联必须利用自己的威望劝说红军承认事实上的政府，那时中国政府就能抗日了。”鲍格莫洛夫回答：“苏联政府对中国红军没有任何影响，这应由中国人自己去完成。”蒋介石又说：“一国之内不允许有其他政党拥有军队。如果苏联政府就中国红军承认中央政府权威一事向红军施加必要的压力，那么苏联政府就可以此表示对南京的真诚态度，并赢得南京政府这个忠实的同盟者。”鲍格莫洛夫斩钉截铁地声明：“我们绝不能扮演你讲话中说的任何居中调解人的角色，这是中国内政。”蒋介石同孔（祥熙）商量后说：“可以据以下原则同中国共产党达成协议：红军承认中央政府和总指挥的权威，同时保留其现有人员参加抗日。”鲍说：“按自己的意向同红军谈判，这是你的内政。”蒋介石说：“尽管如此，他希望鲍向苏联政府转达这个想法。”鲍回答说：“我当然会把他的话报告我国政府。”历时两小时的会谈有八十分钟被用来谈这个内容。

苏联不愿意做同共产党谈判的中间人，蒋介石只好自己解决。邓文仪先和潘汉年进行了会面，又在1936年1月15日会见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时说，蒋介石看到王明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发言后决定同中共谈判。邓提出：1、取消中华苏维埃政府，这个政府领导人参加南京政府。2、改编中国工农红军为中国革命军，因为对日作战必须有统一的指挥。在这种形式下，中共将继续独立存在。将来抗战爆发后，内蒙古或西北部分将成为红军继续活动的地区，邓还认为中日战争情况下，日本将会封锁中国的海岸线，那时中国的武器来源不将是英美而是苏联。南京希望经过西北从苏联获得武器。王明答复说，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的中央都在国内，希望谈判以国内进行为好。

回过头看看蒋介石的老对手，1935年10月红军在蒋介石一路的追击下到了陕北，但是直罗镇一仗红军干净利落的将东北军109师全歼，第109师师长牛元峰被击毙，红军在打援中又歼灭援军第106师的一个团。蒋介石心里明白要想把红军全吃掉还是要崩掉几颗牙的！

基于以上几点，蒋介石把和中共谈判的目光转向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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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秘密布置陈立夫寻找与中共联系

无论是争取苏联的援助还是寻找和中共秘密谈判的渠道，蒋介石都是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怕刺激日本。1936年陈立夫接替邓文仪去苏联争取苏联的援助和寻找中共的关系时，他不在国内的这段日子里，妻子隔一段时间就寄出早已写好的明信片给友人，可见机密程度。蒋将与中共联系的重任交给了陈立夫，这和陈主张抗日联共的态度有关系。陈立夫见日本侵华加剧，曾找到当时国民党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部长的汪精卫，建议与日本协商，“转移日本军阀之目标，使之北进或南进而不西进，以减轻我国压力。”当时遭到汪精卫的拒绝，便与其兄陈果夫秘商，认为“照此情形，中日战争必不能免，则我方应如何与中共接洽，使之共同抗日，并使苏联不致利用中日战争，帮助中共发展，惟兹事大且须绝对保密，否则足以瓦解剿共军心，且足以使日寇侵略加剧，立未到而害先至，故必请示领袖（指蒋介石），得其许可，而后进行。”当

陈立夫受命后，不便直接出面，由交通部长曾养甫办理。1935年11月，曾养甫找来他的下属谌小岑，要他设法“打通共产党的关系”。这一切都是在极其秘密中进行的，一次蒋介石和曾养甫谈论和中共谈判，陈布雷进来了，蒋马上转移话题。

谌小岑在五四运动时参加过觉悟社，同周恩来、邓颖超熟悉，同一些进步文化人也有交往。他从两个途径进行了试探：一个是经同国民党元老覃振相熟的进步学者翦伯赞介绍，约北平的中国大学教授吕振羽到南京来同曾养甫见面。吕振羽那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同北平的地下党有联系。他到南京的商谈，是在中共北方局王世英和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领导下进行的。谌小岑的另一个途径是经过在南京的中山文化教育馆工作的左恭的介绍，找到上海地下党的关系。上海地下党派张子华以长江局代表的身分也到南京同曾养甫会晤。但吕振羽也好，张子华也好，都不能代表中共中央进行谈判。因此，国民党当局仍希望能同中共中央直接取得联系。最后国共两党直接联系还是在宋庆龄的帮助下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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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安排将国民党希望谈判的消息带给中共

1936年1月，宋庆龄在上海请以牧师身分活动的共产党员董健吾到她家里，交给他一封信件，要他送到陕北面交毛泽东、周恩来。为了旅途的方便，宋庆龄还给他一张由孔祥熙签名委董为“西北经济专员”的委任状。上海党组织也介绍张子华与董同行。由于陕北苏区处于国民党军队的严密包围下，董健吾等要安全地进入苏区需要得到张学良的同意。董情急之下拿出由孔祥熙签名委董为“西北经济专员”的委任状，张学良从这件事中明白了南京的意图。张学良派人护送董健吾、张子华进入苏区后常说：“既然中央可以和共产党联络，我们也可以。”此时张学良还没有和中共直接联系。

2月27日，董健吾、张子华到达瓦窑堡。这时，洛甫、毛泽东还在山西前线，周恩来在陕北前线检查工作，并准备前往山西参加会议。留在瓦窑堡的博古分别会见了董、张二人。周恩来向中共中央建议：对蒋介石和张学良的统战工作应分别进行。对蒋介石方面可答应派正式代表到南京谈判，谈判条件应依照拟定的抗日救国通电及宣言所定，而组织国防政府及抗日联军则为根本之点。3月4日，洛甫、毛泽东、彭德怀复电博古转董健吾，表示“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第二天董健吾带着这个密件离开瓦窑堡，回宋庆龄处复命。国共两党中断了近十年的联系，终于在宋庆龄的推动下接通了。

综上所述，蒋介石面对日寇的步步紧逼为了获取苏联的支持，不得不做出一个与中共和谈的姿态，另一方面也是中共的战斗力使然——刚刚到陕北的红军就干净利落的干掉东北军的一个师，剿抚并用是中国历代统治者面对起义者的手段。蒋介石后来说到西安事变前其派人和中共密秘联系说到：“那时我对于中共问题所持的方针，是中共武装必先解除，而后对他的党的问题才可作为政治问题，以政治方法来解决。”

国民党方面一边在和中共谈判一边在进行围剿，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派人到陕北，一直是中共的张子华和潘汉年为此奔走。这段谈判必定不是一帆风顺的，1927年放弃武装的的鲜血还在共产党人的眼前。刚刚结束长征的中共方面是否还拘泥于左倾关门主义的束缚中呢？张学良、杨虎城何时开始同刚刚到陕北的中共秘密联系呢？中共面对日寇的步步紧逼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没有涅槃的中共，就没有西安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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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涅槃的中共，就没有西安事变

“遵义会议”后的毛泽东和中共正在完成这种变化。一系列的挫折、失败，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开始“蓦然回首”重新审视走过的那些路。“遵义会议”后一直忙着打仗，没有时间对以往的错误路线问题加以总结，很多时候只能在行军途中一边打仗一边解决问题。

1935年到达陕北后的毛泽东

1935年9月18日毛泽东发给彭德怀、彭雪枫、李富春的电报明令提出：“部队严整纪律，没收限于地主及反动派，违者严处。请在明日行军休息时宣布。”不仅毛泽东在逐渐改变中共以前左的做法，他的战友也在改。1935年2月10日在扎西召开的中央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上，时任党内总负责的张闻天代表党中央传达了遵义会议的报告。报告中除了对军事问题加以纠正，在政治路线问题上对地方干部说：“现在我们地方工作政策也要改变了，在打土豪时，不要扫地出门，只没收部队需要的东西，如粮食、钱财等，部队不需要的东西一律不动……要把过去地方工作方面‘左’的错误做法纠正过来。”不

这当口首要的问题是保证党内团结，如果正式书面承认政治路线错误，内部极有可能分裂，所以毛泽东将张闻天的电报压下，摆在当年中共面前的第一要务是活下来。这些电报、讲话意味着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开始思考中共以往的错误了，虽然没有正式书面文件，但是在实际工作中纠正。

面对日益尖锐的民族矛盾，中共必须站在抗日第一线领导群众、教育群众，开往抗日第一线才能有所作为。1935年6月，中共中央长征到达四川西部荒凉的两河口，在这里召开政治局会议，还专门听取博古汇报从无线电中得知的日寇向北平开炮的情况（事实是直系军阀白坚武在日军指使下声言组织“华北国”，自封“正义军总司令”，在北平丰台暴动，曾向北平城内发射炮弹）。会议决定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宣言，在红军部队中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教育，同时，加紧开展对东北军和其他白军的工作，并研究了派人去白区开展统战工作的问题，以加强对白区群众斗争的领导。但因为战事匆忙，没有时间执行。

1935年10月，刚刚结束长征的中央红军发表了《中央为目前反日讨蒋的指示信》，提出了统一战线的问题，“在阶级观点上说，党不管什么阶级（从工农起资本家止），若果他们不愿做亡国奴，愿尽一点救中国的义务，中国共产党愿意与之联合起来以共同策谋抗日反蒋行动；再从政党的观点上说，不管什么党若果他们愿意做任何抗日反蒋的活动，有一点救亡的情绪时，中国共产党都愿意很诚意诚恳的与之统一战线以共同担负起救中国的责任……然而目前敌人军队中的工作任务，不仅夺取下级士兵群众，并且要夺取中上级军官，因为在目前环境之下夺取敌人军队中，上中级军官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最后要指出的，有许多地方党部，一向很忽视甚至于不愿意在学生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间进行工作，这种现象是不可允许的，必须设法迅速的克服，要知道中国革命如果没有小资产阶级帮助也是不可能成功的！”

这封信提出建成抗日反蒋和反张学良的统一战线（毕竟蒋介石和张学良还在和红军作战），抛弃了过去那种“只要下层统一战线不要上层”的左的做法。提出“我们与其建立下层的统一，又可建立上层的统一，在上层统一的基础上来开辟与扩展其下层的联合工作；又在下层统一基础上，以加强和巩固上层的统一战线。”这标志着中共已经明白要想对日作战必须要团结全国大多数人，靠中共自己单枪匹马和日寇作战是不可能成功的。

刚到陕北的中央红军一面释放以往在左倾路线下被错误关押的陕北红军干部，一面积极布置直罗镇战役。1935年11月20日下午4时，东北军一零九师进至直罗镇，红军当夜将其包围。毛泽东在战役发起前下达命令：“这个仗，一定要打好！我们要的是歼灭战，不是击溃战！”直罗镇战役，共歼灭国民党东北军一个师又一个团，俘其5300人，击毙师长牛元峰，打破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直罗镇战役中的缴获

直罗镇战役的胜利除去地形选择和群众基础等原因，最主要的是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的团结协作，能团结协作的前提条件是摒弃左的束缚。战役后，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上，作了《直罗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除了总结战役胜利的原因外，还提出：在新形势下，对待俘虏军官采取一律不杀和优待释放做法，既搞下层统一战线也搞上层统一战线。这是针对过去“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主张只搞下层统一战线、不搞上层统一战线来说的。

直罗镇战役最大的效果是让张学良清醒地认识到红军的战斗力，张学良曾经信誓旦旦地对部下讲话中说：“委员长说了，剿完红军就打回东北老家去！”刚到陕北的疲惫之师就有如此的战斗力，这就不免让张学良掂量一下继续剿共的后果。而且张学良因为剿共失败到南京后只有侍从长钱大钧迎接，以往是国民党高官何应钦、陈诚亲自到飞机场迎接，巨大的反差也迫使张学良反思自己执行的对日“不抵抗”（张学良后语）。

毛泽东很清楚地看到，参与围剿的国民党兵力虽多，但大都是东北军，大多数东北军官兵希望抗日，对于围剿红军不感兴趣，这就可以从内部分化瓦解国民党围剿，如果争取到这一部分东北军，红军就将争取到一个有力的外援。

瓦窑堡会议前，中共就派刘澜涛到东北军中开展工作，争取了骑兵第二师黄显生、参谋长董道泉等一些高级将领的支持。瓦窑堡会议后成立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主任，李克农、朱理治等协助。东北军工作委员会成立训练班，培训东北军的干部。把在劳山、榆林桥、直罗镇三次战役中所俘虏的东北军三个师的中下级军官一百二十余人，集中在瓦窑堡，成立“解放军官学习班”。毛泽东亲自讲课，讲红军的俘虏政策时说：“拿起枪的是敌人，放下枪的就是朋

友。”博古讲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和抗日形势。邓颖超驳斥了国民党污蔑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谣言。彭德怀在讲课中，揭露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理论。对被俘的东北军军官不仅不歧视，而且食宿等生活条件比红军还好。

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东北军军官的态度有了极大的转变，纷纷表示：再也不能中国人打中国人了，必须联合起来才是出路。这期间有些人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提出回东北军做张学良的工作。

东北军和红军作战失败不仅仅是战斗力的问题，还归功于红军的宣传。红军宣传队唱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起打回东北老家去！”在红军的宣传攻势下东北军兵无战心。一位被俘的东北军士兵哭诉：“我是被抓夫来的，老婆孩子都在东北呢！”被俘的东北军士兵说：“你们真是有信仰啊，要不这么多孩子、女人怎么走过来的（指长征），如果是为了自己，邓颖超、蔡畅用得着这样吗？”、

一边纠正党内的错误，一边纠正过去对于党外统一战线的错误，共产国际召开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为中共这个转变提供了助力。1935年7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决定改变以往的策略，实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反帝统一战线政策。在会议期间，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代表多次发言，阐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

中共代表王明、康生、吴玉章等，根据大会精神，起草了“八一宣言”，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名义，于1935年10月1日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发表。宣言指出：“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号召“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供献专门技能”；提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

1935年10月，“八一宣言”传回国内，得到国内各界的热烈拥护。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认为这个宣言很重要，提得很及时，中共所表示的态度深得人心。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看到“八一宣言”内心很激动，曾和何香凝、柳亚子等交换意见，都表示衷心赞同宣言所提出的各项主张。冯玉祥直接找何应钦对他说：“现在不把部队开到华北，什么时候开？”传

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传达瓦窑堡会议精神

1935年12月17日-25日中共中央在张闻天居住的窑洞举行瓦窑堡会议。毛泽东在会议讨论过程中明确地提出：“我们要从关门主义中解放出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驳斥了博古“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错误观点，赢得了张闻天等多数人的支持。经过认真讨论，最后统一了认识，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局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中共根据形势的转变提出了新的战略目标紧紧的将自己与时代结合起来去迎接抗日大潮！

会后，中共开始着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此，成立了前述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专门做与红军作战的东北军工作，周恩来任书记：还成立了白区工作委员会，专门做苏区周围地区的统战工作，张浩任书记；派刘少奇到“一二九运动”的策源地北平、天津一带开展工作，任北方局书记。

为了响应“一二九运动”推动全国抗战，中央决定红军东征，进入山西争取直接与日军作战。周恩来为了直接和张学良等东北军高级将领接触，谈判联合抗日问题，让在榆林桥战役被俘的与张学良关系比较密切的团长高福源（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回东北军。高先见到第67军军长王以哲，随后见到张学良，转达了中共中央愿和东北军联合抗日的诚意，沟通了和东北军高级将领的关系。这是从下层推动上层建立统一战线。此后东北军和红军就没有什么大的阵仗，但是不代表东北军其他人不想在老蒋面前露把脸。

红军西征时，东北军何柱国见有机可乘决定打秋风。在作战中红军根据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着重打击马鸿逵、马鸿宾部和地方民团；原则上避免和东北军作战，同东北军骑兵第六师达成互不侵犯协议，但对准备打秋风的何柱国骑兵师就要给他点颜色看看！1936年7月14日毛泽东对在第一线的彭德怀发布命令：“原则对何柱国指挥‘进剿’之东北军，宜决定消灭其一部，这样做不会妨碍大局，反有利于大局。”事后红军将缴获的武器、俘虏的东北军人员都还了，有理、有利、有节，把人揍了，挨揍的人还说打得好。此战的结果就是东北军再也没有和红军打过仗。

不仅对东北军如此，对蒋介石嫡系的胡宗南部也是如此。山城堡战役前中共与国民党正在秘密谈判，国民党提出“红军师以上干部出洋……”这些条件不可能被中共接受，4·12的鲜血还在眼前。负责谈判的陈立夫都认为谈判条件“太苛刻”。中央军委于11月14日至16日接连下达指示：“敌既继续向我进攻，目前中心是打破敌之进攻，然后才能开展局面，才有利统一战线。否则敌以我为可欺，不但局面不能开展，与南京之统一战线也是不可能的。”山城堡之役是红军土地革命时期和国军最后一场大的阵仗。统一战线不是一味地顺从被统战对象，也是要斗争，否则只有被统战。毛泽东深味此中奥秘，就像《让子弹飞》中张麻子说的：“爷，今天就是要站着把这银子拿喽！”这

前文提到共产国际为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助力，让中共从以往的“反蒋抗日”变为“逼蒋抗日”都做出了有益的工作，但仍没改掉其瞎指挥的“臭毛病”。1936年夏得到大功率发报机的中共向共产国际通报瓦窑堡会议内容，季米特洛夫在1936年8月15日回信中说：“不能把张学良本人看做可靠的同盟者。特别是西南（1936年6月1日桂系李、白发动的抗日反蒋事变）失利后，张学良完全可能背叛我们。”如果是以前教条主义者当权的情况下，中共对张学良统战的结局很有可能会重蹈中央苏区对蔡廷锴、蒋光鼐的覆辙，将大好机会浪费。此时的中共对共产国际玩了个“阳奉阴违”，事后证明这个“阳奉阴违”的决定英明无比。

刚到陕北的中共从鲜血中吸取教训、改正错误，没有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对于左倾教条主义的摒弃，没有根据实际情况独立自主的执行统一战线政策，就不可能有“西安事变”。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这个准备用毛泽东的话说：“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参考资料：

蒋纬国：《抗日御侮》卷149页1978年版，台湾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9册，台北中央日报译印，1977年版，第115页。

蒋中正：《苏俄在中国》，（台）中央文物供应社1956年12月版。

蒋廷黻：《蒋廷黻选集》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

杜宾斯基：《抗日战争时期的苏中关系》中《苏联对外政策文献》。

《鲍格莫洛夫致苏联外交人民副委员斯托尼亚科夫的电报》，1936年1月22日《苏联对外政策文献》19卷。

邓文仪：《报国从军记》。

陈立夫：《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台湾传记文学。

谌小岑：《西安事变前一年国共两党关于联合抗日问题的一段接触》《文史资料》71期。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 访问刘鼎谈话记录，1981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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