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权生钱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
在20世纪中叶的中国，国民党的失败成为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尽管拥有先进的装备、充足的资金和庞大的军队，国民党却在内战中屡遭挫败，最终失去了中国大陆的控制权。这一现象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尤其是美国，作为国民党的主要支持者，对其失败感到困惑和愤怒。1国民党政要的财富积累
国民党政要的财富积累确实是一个复杂且多面的历史问题。在民国时期，由于政治权力和军事力量的集中，一些政要确实通过控制国家资源和经济命脉积累了巨额财富。孔祥熙和宋子文等人在国民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如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等，他们通过各种手段积累了大量财富。孔祥熙，被称为“财神爷”，在国民政府担任财政部长期间，主导了多项经济政策，包括“废两改元”和“币制改革”，这些政策为国民政府的财政稳定和抗战提供了支持。然而，他也被指控在抗战后期贪墨美国援助公债，最终被迫退出政坛。据称，孔祥熙家族积累了高达5亿美元的财富，并且在1947年移居美国后，还在纽约郊区购买了价值160多万美金的高级住宅，并在纽约百老汇大街一家酒店长租了房间，每天租金高达150美元。宋子文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首任总裁，长期把控国民政府的财政、经济和金融，通过金融资本的运作，宋家资产迅速扩张到多个经济领域。宋家在多家银行、商业公司、工厂和运输公司拥有大量股份，据统计，宋家的资产主要集中在7家银行、12家商业公司、22家工厂和1个运输公司。宋美龄作为蒋介石的夫人，也是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她个人也有相当的财富。据1934年的《江南正报》报道，宋美龄的个人财产估计为3500万银圆，相当于现在的21亿元人民币。然而，这些数字可能包含了夸大的成分，因为当时的政治环境和媒体报道可能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2
美国对国民党政要财产的冻结
美国政府在20世纪中叶对国民党政要的财产采取冻结措施，是基于对这些政要贪污行为的深入调查。据历史资料显示，美国政府发现，由于国民党内部的腐败，美国的援助资金并没有被有效用于支持前线的抗日战争或国内的经济建设。实际上，只有不到10%的援助资金真正用于了前线，而相当一部分援助资金并未离开美国，而是被国民党政要直接投资于美国市场，并涉嫌偷税漏税。据美国政府的调查，被查处的偷税金额高达8000万美元。这些发现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极大关注和愤怒。美国财政部的官员们对此感到愤慨，并将调查报告公布在美参众两院特别调查听证委员会上，引起了美国参议院的一片哗然。最终，美参众两院一致决定永久冻结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国民党政要们的在美财产，包括在美银行保险库里来历不明的古玩、字画、珠宝、黄金等，用于补清偷税金额和罚款。据估计，被冻结的财产至少在20亿美元以上，其中宋美龄个人名下就有2.5亿美元。此外，美国政府在1949年对孔宋家族的在美资产进行了调查，发现孔祥熙和宋霭龄给宋美龄提供了3000万美元的宣传经费，专门供她在美期间使用。调查还发现，孔宋两家在曼哈顿银行的存款超过20亿美元，这些钱被认为是从美国的援助中“偷走”的。3
四大家族的经济控制
四大家族的官办工业在资本、动力、产量方面的发展速度和总量都超过了民营工业。他们的商办企业中，以孔祥熙为主的中国兴业公司在战时工业最集中的四川省390家工厂中，占总资本的三分之一，这家公司的资本增长速度非常快，从1939年的1200万元增长到1943年的12亿元，这种增长速度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反映了四大家族在金融和工业领域的操控能力。雍兴实业公司是民国时期由中国银行投资创办的大型工业企业，其背后有宋家的支持和影响。该公司在1943年已经拥有18个单位，其资本和影响力在西北地区尤为显著，被称为“西北工业之巨擘”。雍兴实业公司在1940年成立时，额定资本总额为二千万元，分为二万股，每股一千元。该公司计划开办十三家厂矿企业，涉及纺织、机器、燃料等多个工业领域。到了1943年，公司已经拥有18个单位，显示出其资本和规模的迅速扩张。雍兴实业公司在陕西、甘肃、四川三省设有多个工厂和矿场。例如，在陕西陇县，雍兴公司控制了娘娘庙煤矿，成为其在关中地区的重要燃料基地。此外，雍兴公司还在蔡家坡等地建立了纺织厂和机器厂。在抗日战争时期，四大家族通过控制专卖事业管理局、贸易委员会、物资局等机构，实现了对商业的垄断。他们对食盐、卷烟、火柴、茶叶、糖、酒等物品实行专卖，这些措施大大增加了四大家族的收入，但同时也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恶化了人民的生活条件。1941年4月，国民政府成立了专卖事业管理局，对食盐、糖、卷烟、火柴、茶叶、酒等六类物品实行专卖。这一制度使国民政府收入大增，1942年增收47,800万元，1943年增收174,700万元，1944年增收约18亿元。然而，这一制度也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国民党官员和相关机构乘机营私舞弊，套取专卖品转投黑市，从中牟取暴利。此外，国民政府还实行了统购统销政策。1937年9月，贸易委员会成立，下设复兴公司、富华公司、中国茶叶公司三大公司，对国统区的丝、茶、桐油、猪鬃等主要出口物资实行统购统销。钨、锑、锡、汞等主要出口矿产品，则由资源委员会统购统销。1942年2月，物资局成立，对棉纱实行统购。在统购统销政策下，国民政府实行低价强购，利用买卖之间的差价获取重利。以桐油为例，1942年收购价比内销市场价每担差100元，1943年差1100元。抗战胜利后，四大家族官僚资本达到了最高峰。他们利用接收之名，将日伪掠夺中国人民血汗建立的金融机构、工商企业以及土地加以占有，至1946年6月，四大家族控制的官营银行数已占国民党统治区银行总数的70%，所掌管的工矿企业已占全国产业资本总数的80%以上。4
四大家族的金融控制
四大家族通过控制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等金融机构，形成了以“四行二局”为中心的金融垄断体系。他们利用这些机构控制了全国的金融事业，规定地方银行和私人银行需将一定比例的存款转存至四大银行中。中央银行还独占了纸币集中发行的特权，使得四大家族能够通过大量发行纸币来掠夺人民财富。到1940年，四行存款额占全国银行存款总额的80%至90%，而战前的1936年这一比例仅为59%。在1938年至1944年间，根据对15个省的调查，受四大家族直接或间接操纵的银行、合作社、合作金库在农民借款来源中的占比不断上升，1938年为26%，1940年增至38%，1942年高达59%，尽管1944年有所下降至25%，但这一数据显示了四大家族在金融领域的深远影响和控制力。这些高利贷的利率通常远高于正常水平，使得借款人难以偿还，导致债务累积和土地流失，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四大家族通过国民政府实施的外汇管制政策，利用特权以官价购买大量外汇和黄金，随后在黑市上高价抛出，从而获得巨额利润。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为了维持与美元及英镑的固定汇率，从1938年开始实施了一系列外汇管理措施，包括《购买外汇请核办法》、《商人运货出口及售结外汇办法》等，以加强外汇管理。然而，这些措施并未能有效防止外汇储备的流失，外汇市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到四大家族的操控。1946年1月下旬，陈家以“中国农村电影教育公司董事长”的身份按20:1的官价预购了119万美元的外汇。到了3月4日，官价外汇比提升到3000:1，通过这种操作，陈家获得了354000万元的巨额利润。此后，他们又利用外汇政策将这些利润转换为黄金和美元，存入美国银行。这种利用政策漏洞进行外汇投机的行为，是四大家族积累财富的重要手段之一。国民党的失败是多方面原因导致的，其中包括了其内部的贪腐行为、对权力的滥用以及对民众的剥削。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最终导致了国民党失去了民心，而民心的丧失是其失败的根本原因。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