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的货币斗争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中，陕甘宁边区不仅在军事上与敌人进行了英勇斗争，更在经济和金融领域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这场金融战，不仅是对敌斗争的需要，更是边区经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重要体现。1光华券由于法币面额较大，市场上辅币稀缺，买卖时出现找零困难，导致“物价提高，阻碍市民之生活繁荣。商人则因无辅币之找换，货物不易售出；农民则因需用品不易购到，宁愿物物交换，不肯收受法币。遂使法币失去信仰，流通大受阻碍”（《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一辑，第231页）。为了应对这一挑战，1938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授权边区银行以光华商店的资产作保证金，发行了小面额的光华商店代购券，这些代购券包括2分、5分、1角、2角和5角等面额，与法币等价使用，作为法币的辅币，并行流通于边区市场。
陕甘宁边区银行成立于1937年10月，最初主要负责吸收存款和领取国民党政府发放给八路军的军饷，因此更像是一个“财政出纳机关”。光华商店是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的一家非常重要的公营商业机构，光华商店通过经营书籍、文具等业务活动，为边区银行积累资金，同时也为光华券的发行提供了信用保障。光华券的发行量从1938年7月的10万元增加到1941年2月的310万元，共发行4307215元，其中五角币占绝大多数，约为210万元。2
边币的发行
1941年1月，新四军在安徽南部的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重兵的包围袭击。新四军总部9000余人，除两千人在新一支队司令员傅秋涛的率领下突围外，大部被俘或阵亡。军长叶挺被捕，副军长项英与副参谋长周子昆在蒋介石下令停火后突围逃出，但不久后遭随从副官杀害。蒋介石随后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新四军番号，并声称要将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这一事件震惊了中外。“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对边区的经济封锁加剧。边区政府决定发行自己的货币——边币，以进一步摆脱对法币的依赖。1940年10月，边区银行的资产总额已达到608万元，其中固定资本从1938年的10万元增长至120万元。这些法币资本，连同通过边区对外贸易换回的“外汇”，共同构成了边币发行的基金。1941年2月18日，边区政府发布《关于发行边币的布告》，授权边区银行发行“边币”，并逐渐收回光华商店代购券。边币的面额种类包括1角、2角、5元、10元、50元、100元、200元、500元、1000元、5000元等，以及本票500元、1万元、5万元三种。
边币的发行量在初期得到了严格控制，以避免通货膨胀。据统计，1941年共发行边钞24261625元，其中财政机关借款12394347元，占总发行额的51.1%；1942年发行边钞91076835元，财政机关借款27752515元，占发行总额的30.5%。3
通货膨胀的产生
边币的发行初衷是为了打破经济封锁，但随着发行量的增加，通货膨胀问题逐渐显现。物价上涨，边币价值下降，对边区经济构成挑战。边币发行量的增加，与边区政府为应对财政困难而采取的措施密切相关。边区政府通过增发货币来弥补财政赤字，特别是在1940年下半年以后，随着国民党政府停发八路军抗日经费，边区政府不得不通过增发纸币来解决财政问题。例如，1941年2月，边区政府决定发行边币200万元，以支持财政厅的生产资金和经费需求。这种以增加发行来解决财政困难的做法，直接导致了边币发行量的激增。边币的贬值和物价上涨是通货膨胀的直接表现。边币发行初期，与法币等价，但随着边币发行量的增加，边法币比值开始猛烈下跌。例如，绥德的边法币比值，到1941年4月跌到15:1，到5月跌到20:1。边币的贬值导致有些地方拒用边币，市场上对货币周转需求的增加，原来发行的小面额光华券已不能满足需要，边区银行于1941年初，增发了面值7角5分的一种光华券。这种高面额的辅币，接近主币，实质上视为主币使用，大量增发光华券以解决财政急需，无疑是促使物价上涨的重要原因。4
经济政策的调整
边区政府为了应对通货膨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通过增加生产和提高自给自足的能力，减少对外部物资的依赖。其次，边区政府精兵简政，减少非生产性支出，将资源更多地用于生产和经济建设。此外，边区政府还通过稳定金融、抑制通胀的措施，如实行实物配给制，减少对货币的依赖，以及支持发展农村信用合作社，引导资金转入生产领域。1941年春，三五九旅在王震的领导下进驻南泥湾，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生产运动。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部队官兵们身背钢枪，手握镢头，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开始了垦荒种地。他们不仅要面对自然环境的恶劣，还要克服工具、种子、耕畜供给的困难。在王震的带领下，部队官兵们通过劳动竞赛，提高了生产效率，创造了一天开荒3亩6分7厘的记录。通过几年的努力，三五九旅将农业生产种植面积翻了百倍，收获粮食从200石增长到37000石，实现了肉油菜100%自给和粮食200%自给，为抗战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边区还实行了精兵简政，以减轻人民的负担。1941年底，民主人士李鼎铭等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提出“精兵简政”议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高度重视，迅速组织实施。通过精简机构和人员，边区政权系统减少1.3万人，部队人数降到边区总人数2%以下，有效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尽管边区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来应对经济封锁和通货膨胀，但边币的发行量仍然较大，1941年至1945年间，边币发行量激增，1943年下半年，发行额就已经达到13亿余元，到1945年上半年更是高达54亿余元。这种快速的货币发行，无疑加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边币的流通还受到了法币的影响。在边区的边界地区，法币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边币并未能完全取代法币。这导致了边币与法币之间的竞争，进一步加剧了边币的贬值压力。为了应对通货膨胀，在这一时期，边区军民广泛开展了以农业为主的大生产运动。通过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改进耕作技术等措施，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都有了显著增加。1941年，边区粮食产量为45.6万石，到1943年增长至181.2万石，1944年进一步增至200万石，实现了粮食自给自足并有结余。除了农业，边区还大力发展工业、手工业、运输业和商业。在工业方面，开展了学习赵占魁艰苦创业精神的“赵占魁运动”，掀起了工业生产的热潮。赵占魁，1896年出生于山西定襄的一个农民家庭。他曾在太原铜圆厂和同蒲铁路介休车站修理厂等地工作。1938年，赵占魁流亡至西安，并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他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农具厂担任化铁工人。在工作中，赵占魁展现出了极高的热情和责任心，他不仅技术娴熟，而且具有极强的主人翁意识和集体主义精神。他的工作态度和劳动精神得到了边区政府的认可，1939年他被评为模范工人，1941年被选为边区参议会候补议员。1942年，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在工厂中开展了“赵占魁运动”，号召全边区工人向赵占魁学习。这项运动的核心是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激发劳动热忱，增加生产质量和效率。《解放日报》等报刊发表了多篇文章，介绍赵占魁的事迹，他成为了边区工人的一面旗帜。1943年，赵占魁被评为边区特等劳动英雄，他的事迹被编成歌曲、快板、戏剧等形式广泛传播。在手工业方面，边区政府鼓励和支持群众开展家庭手工业生产，特别是纺织和编织业。这些政策的实施，使得手工业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例如，绥德县作为边区的纺织业中心，边区银行和工业局发起组织了“永昌土布产销有限公司”，旨在有计划地帮助发展纺织事业，提高产品质量和数量，同时边区银行发放贷款以支持手工业的发展，特别是家庭纺织业，以解决原料和工具问题，并促进成品的推销。到1942年10月，全区共有手工业生产合作社50个，股金达到249.1万元，显示了手工业合作社的快速发展。在运输业方面，边区政府组织群众运输公盐，这是边区经济支柱之一。为了鼓励群众参与运输，边区政府推行了“公盐代金”政策，即不直接参与运盐的群众可以缴纳现金，由运输合作队代运，这样既增加了财政收入，又促进了商品流通。1941年，边区政府决定有计划地动员和组织群众开展大规模的运盐活动，通过设立督运委员会和运输队部来领导运盐工作，确保运盐任务的完成。在金融方面，边区采取了稳定金融、抑制通胀的措施。成立了西北财经办事处，统一领导边区财经工作，加大对生产和贸易扶持力度。1941年农业生产投资为500万元，超过前几年来对农业投资的总和，这一年边区新开荒地60万亩，增产粮食40万石，1942年农贷投放800万元。在边币发行的过程中，边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稳定金融市场，边区政府通过建立货币交换所和实行货币兑换牌价的公开制度，来规范货币市场。这些措施有助于提高边币的信誉，确保货币兑换的透明性和公正性。边区政府在边区各地设立了33处货币交换所，这些交换所不仅提供了边币与法币之间的兑换服务，还打击了货币黑市，从而维护了金融市场的秩序。特别是在1942年，边区政府通过“大吞小吐”的政策，放缓了边币发行速度，促使物价回落。5
后续措施
1944年，面对边币发行量增加导致的通货膨胀问题，陕甘宁边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控制物价上涨趋势，并缓解经济结构性矛盾。首先，通过增加生产和提高自给自足的能力，减少对外部物资的依赖。1944年，边区粮食总产约184万石，比1942年增产16万石；收棉花300万斤，可织布150万匹，自给率达66%。畜牧业也迅猛发展，1939年有牛150892头，到1944年增加到223058头。工业方面，毛巾、肥皂、火柴、纸张、陶瓷、纸烟等已达到自给或大部分自给，基本能保证军需民用。其次，边区政府通过光华商店等机构，加强了对外贸易的管理和控制。这包括对法币的管理，以及集中使用法币到国统区购买生产生活必需品，以此来支持边区经济和抗日战争的需要。1943年5月27日，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战时管理进出口货物及过境物品暂行办法》，规定“凡进口货物分为允许、特许、禁止三种”，允许进口货物包括轻工原料机件、印刷器材、食品、牲畜、杂用、文具纸张6大类71个品种；特许入口货物包括五金器材、军工器材、医学、通讯交通器材、棉织、杂用、油7大类50多个品种；严禁入口货物主要是奢侈品、迷信品或边区可生产产品，包括10大类60多个品种。这些措施有助于稳定边币的币值，促进了边区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再次，边区政府扩大了边币的发行范围，并通过减缓边币发行速度来控制通货膨胀。1944年5月，西北财经办事处作出了《关于发行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的通知》，以贸易公司及所属的西北土产公司、光华盐业公司、运输公司、南昌公司的全部财产作为发行基金，由边区银行保证，以边区贸易公司名义发行商业流通券。这一措施有助于稳定边币与法币的比价，最终边、法币比价回归到1:1左右，边区物价上涨趋势得到控制，经济结构性矛盾有所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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