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票取缔一年后，通货膨胀有多严重！
1994年2月23日，政府方面发表的统计报告里谈到物价上涨的幅度，说是“继续攀高”见《人民日报》1994年2月24日。国家统计局的报告说，1994年1月市场物价涨势依然较强，全国35个大中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比1993年同月上涨。这个数字已经大大高于政府公布的1993年的平均水平。。中国几百个大中小城市里面，物价的问题，已经成为老百姓在餐桌上指天骂地的源头。乡下粮食市场的价格，自两个月前忽然扬起，到现在虽大致稳住，也已经涨了至少二成；农民开始抢购农资；城里百姓则是抢购电器和金饰。这情景已经让市场多了一重紧张的气氛，然而还有一个消息到处都在传播，说新的税制以及人民币汇率“并二轨为一途”，将给已经燃起的通货膨胀之火再浇上一盆油。政府的心情，因为这件事开始战战兢兢。领导们几乎无处不讲稳定。北京召开了“菜篮子”会议，国务院的官员们在会上严责属下采取措施约束物价。然后是旧历新年来临，各地政府的官员们纷纷检查自己辖区内的市场。经济理论家们则在报纸上提出控制物价上涨的主张。见《市场报》1994年1月20日第一版。但就在这个时候，江泽民总书记在北京的市场上已经不再说“控制”二字，只说要将物价水平保持在城乡居民和社会能够承受的范围内。见《人民日报》1994年1月20日第一版。我们国家物价的新一轮上涨，以及政府的一筹莫展，应当说由一年前就已开始。这个问题，用不着多好的记性，就可以谈清楚。
1992年冬天的时候，政府曾经信誓旦旦，保证不会让通货膨胀卷土重来。到了1993年3月，话头便软了许多，不再说“不”，而说“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正在释放”。不过，那时政府还有充分的信心来迎接“压力”，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的时候，交给人大代表们去表决的计划，是要将全年的通货膨胀率控制在6%之内。两个月后，国家经贸委员会的新任主任王忠禹的说法，就有了变化。据他说，物价上涨在1993年里将不会超过8%。到了这一年的6月，政府又有了新的保证：争取控制在10%。如此三番五次地表明决心，虽然口气越来越软，目标也一步一步地后退，但毕竟说明了政府对于这个问题的看重。
然而实际的经济进程并不肯有丝毫的恻隐之心。政府口中涎沫未干，通货膨胀即已成为压顶之势。仅就公布出来的统计看，1993年第一季度为；上半年，。此后政府的保证声渐不闻，而物价的上涨依然不肯止息。夏季以后的宏观调控和整顿金融，在不少地方立竿见影，令人们大松一口气，唯物价问题，说起来底气不足。第三季度结束的时候，已经高至12%。第四季度还是逐月增高之态势。总计全年，按照政府的公布，为10%左右。
这是全社会零售物价上涨的平均计算。事实上，寻常百姓对于物价上涨的感受，还要更加强烈，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每天开门即需的衣食住行，多为物价上涨的主要商品。统计学上为了表明这种情形，提出一个概念，叫做“居民生活费用价格”，其上涨，则又更甚一筹：上半年，；全年总计，约为13%。大中城市里的居民们就更加倒霉，他们购买的生活用品的价格，上半年涨了；至9月，；又至11月，20%。到年底，政府报告说，大约18%。不过，也有人说，超过20%朱镕基在1993年10月份的一次会议上说，上半年的通货膨胀率为15%。这比公布的数字高个百分点(相对于零售物价)，或是高个百分点(相对于居民生活费用价格)。又如35个大中城市的物价指数，上半年所公布的数字为，下半年逐月升至20%以上，但政府报告全年的数字，仍为18%左右，其前后之不能一致是明显的。。
总的来说，1994年春天中国的物价情势，令人感觉到几分1988年秋冬时节的气息。那一年的通胀率为18%。“通货膨胀”这东西，第一次从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上走下来，成为中国人的实际感受。后来举国上下一起高喊治理整顿，也是因为这个感受实在令人难以容忍。
现在，1994年春天开始的时候，我们虽然还不能说中国陷进了通货膨胀的泥潭，但是，自1988年以来，通货膨胀业已卷土重来，再一次进入高峰，也是事实。只不过，老百姓此时之心态，已较彼时为坚强，骂街归骂街，并没有再去挤兑银行、抢购商店，暂时亦未生成风卷残云之势。
话虽如此，我们的一颗心却仍然提在嗓子眼里，不敢放下。这是因为，老百姓的意志，虽然可以由过去“坚强”到现在，却不能担保也能由现在“坚强”到将来，会不会在哪一天里忽然绷不住劲，重新卷起1988年那样的风暴？实在不敢断言，只是听说下面的一个事实，难免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感觉。
过去一年里面，中国大陆最忙的机器，可能要属印钞机，有如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所说，是一天24个小时停人不停机的。无奈还是赶不上支出的需要，于是紧急与国外商人谈判进口印钞机器。据说还曾有过发行千元面值钞票的动议，终因担心老百姓的意志难以承受，没有成为事实。但是，钞票的发行还是创了历史纪录。本来这个纪录是由1988年保持的。那一年，发出600多亿元，大家都说这是酿成通货膨胀的罪魁。到1992年就把这个纪录打破了。这一年，原本计划发钞票500亿元，结果是发出1000多亿来。虽如此，比起1993年，1992年又是“小巫”了。1993年这“大巫”如何？中央政府的计划是投放1500亿元，实际的结果又超过计划。1993年实际投放货币为1523亿元。
众所周知，所谓通货膨胀，主要的意思就是钱太多而东西太少。印钞机轮子一转，出来一张“百元大钞”，成本不过几角。但是，这并不是说，有了几角钱的原料就可以随便来印钞票。钞票的背后须有足够的商品，按照专家的计算，这个比例大约为1∶7或者1∶8，意即印出一元的钞票，须有七元或者八元的商品。现在，生产商品的机器不如生产钞票的机器转得快，结果钱就变得不值钱。这也是通货膨胀会卷土重来的直接的原因。在中国，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通货膨胀是非货币性的，比如，是生产成本上升的推动，或者是商品短缺和需求过热的拉动。但是，197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胡佛研究所研究员米尔顿·弗里德曼不能同意这样的观点。1994年5月，他在回答《经济学消息报》记者高小勇的问题时说：“高通货膨胀是因为政府印刷的货币太多，就是这么回事。那就是唯一的原因，哪里都是如此。”
问题在这里：为什么不能少印一点钞票？政府不是有一个货币投放的计划吗，为什么只是纸上之兵？为什么银行不能像水库放水一样，看看差不多的时候，就落闸关门？
这要说到一个基本的经济常识。银行钞票的进与出，乃是经济本身运行的结果。人们把钱存进去，叫做“回笼”，将钱取出来，就是“投放”。存少而取多，是为“净投放”。人家只要手上拿着存折，不论支取多少，银行都须照付，不能含糊。假如有一天，银行挂出一个告示来，宣布钞票的发出已于昨日达到政府计划之数额，所以关闭闸门，停止兑付，天下要不大乱才叫怪事。所以政府宁可要印钞机日夜不停，也不会让银行停止营业。
又为什么要从银行取出那么多钱？是因为1993年的中国，花钱的地方太多。追究下去，花钱最多的地方，是固定资产投资。上半年增长61%，下半年稍有收敛，但全年总计仍然多至11829亿元，增长。见《中国信息报》1994年1月31日。这样的大手大脚，就是经济“热”得一塌糊涂的1988年也大大不及。按照中国经济的特色，固定资产的投资当中，约有四成要转变为消费，大致要由银行来支付现钞。假如这个比例可以兑现，则1993年全部固定资产投资中，即会使银行支付4700多亿元现钞出来。懂了这个道理，就不会对钱库告罄、银行支付困难的局面感到奇怪。
有人会说，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少一点投资呢？
这又说来话长。简单言之，一国经济的成长，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投入的增长；一个是效益的增长。中国经济的效益之低且改善之不得力，是大家都知道的：可是我们又不能等到提高了效益之后才来讲究增长。剩下只有一途，即增加投入。所以，中国的经济是速度经济，也即没有速度便没有效益。同时，中国的速度经济又是投入经济，即没有投入便没有速度。如此看来，今天中国通货膨胀的卷土重来，乃是旧的体制尚未能够彻底改造的结果。
这些话，只是一家之言，不必认真。实际上，关于通货膨胀，恐怕是今天中国经济方面的最不能一致的话题之一。无论政治家还是理论家们，说起来都是见仁见智，并无一个“统一意志”。参见本书《震动朝野的金融问题》一节。
1994年开始的时候，政府方面又提出了新的保证。其中以国内贸易部的部长张皓若在电视上说得最为明确。他说政府在1994年将力争把通货膨胀率压在10%以下。可是，1993年的事实已经证明，当改革还没有进一步推进的时候，通货膨胀这东西要么是压不下去，要么是压下去了又会卷土重来。
现在要问的是，1994年物价的前途究竟如何？
政府已经保证施以控制的手段不使上涨太多，老百姓则已明白这样的保证多半又是一张空头支票，他们要问的是物价在最近的将来到底会涨到何种程度。当然这后一个问题也是政府在私下千方百计想要弄明白的一件事。因为这关系着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的局面，甚至可能牵涉政治的归趋。
如前所述，这个问题，迄今为止官方最为直接的表述，出自张皓若之口，他说是要在1994年里将物价上涨的幅度控制在10%以内。这大致也是政府在私下所作的约定。民间各方面的估计则有较大出入。大体认为，全年的物价上涨最低不会少于10%，高则不会超过15%。
如若未来能够仿照今天的情势延续下去而无大的变化，则通货膨胀的实际结果超过上面各种估计的最高限，并不奇怪。如果最后政府的统计公报没有这么多，那就一定是发生了下面两种情况中的一个：
——由于统计方面的原因，而使纸面数字不能说明实际的情形，此种事情近年来多有发生，只是世人不能深悉；
——物价涨幅已经超过最高限额太多而令老百姓不能忍受，政府采取了严重的中途刹车之步骤，这也就是80年代末期经济形势的再现。
统计数字之不能准确说明实际物价，严格地说，并非政府有意欺骗老百姓，而是来自一些制度方面的缘由。举大体不论细节，这些缘由有二。
一个是国家用以统计根据的商品价格乃是事先指定，而实际的价格却有可能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比如粮食中的精面粉一项，政府施以最高限价，大致每公斤不超过一元六角，其价格的统计亦以此为准，可是粮食商却可以将面粉制成馒头售出，将实际的价格再行提高至一元九角。又比如北京市里自行车的存放，政府定价为每次五分，实际上几乎全部存车的地方都收费一角甚至两角，实际高出规定数额100%—300%，物价的统计却只是依照政府的定价，而不问实际情形如何。如果有人提出异议，他们就会振振有词地说，那是乱涨价。可是如今市上又有多少东西是老老实实地按照政府的控制买卖呢？
另一个是以数字的平均法来代替差异。众所周知，社会的价格总水平乃是将全部商品综合而计。这些商品大致包括下面四个方面：
生产资料，例如钢材、水泥、木材之类；生活资料，例如衣食住行；服务，例如通信、娱乐之类；非生产资料亦非生活资料的部分，比如办公用品之类。
以1993年情形来论，物价的上涨，以衣食方面最高，服务费用次之，生产资料再次之，而办公用品之类的价格上涨最次。换一句话来说明这种情况，就是，靠近老百姓生活越近的商品，涨价越多。所以政府公布之“居民生活费用”的上涨，总是高于社会商品价格的平均水平。但是即令有了这个区别，仍然可能发生偏差。
老百姓的生活消费，有耐用品和不耐用品之分。现在的情况大致为，越不耐用而又经常要用的东西，涨价越多。比如一户人家去年买了一台彩色电视机，今年大约不会再买，电视机涨价幅度虽小，却已经与这家人没有关联，可是他们去年吃了若干米面肉鱼蛋奶蔬菜水果，今年尽管这些东西涨价很多，却又不能不吃。
由于上面两个原因，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在所有的消费者中，总有一部分人，实际承担的通货膨胀会超过政府公报的统计；另一部分人的负担则相对会小一些。同时我们更可以肯定，前者一定是老百姓。懂得了这个道理，我们就会对政府的统计抱以比较淡泊的心情，而将注意力转向实际的物价。实际的物价，又将是怎样的结果呢？
人人都知道，1994年的价格改革将会有进一步的推进，时间大约在春夏之间，其时，煤炭等等大宗商品将放开价格。加上年初开始实行的新的税制、人民币与外汇汇率的并轨，以及消费者之“买涨不买落”的心理状态，不少人就认为，这些都会成为推动1994年物价上涨的原因。
应当说，这种说法有相当的道理，但却多少有一点舍本逐末。通货膨胀的源头，说到底是由于货币的发行数量超过了应有的限度，超过越多则膨胀越多。这是规律，没有什么人可以有力量扭转。所以，我们看前年出笼了多少钞票，就大致可知去年物价的情势；又看去年发行了多少钞票，就可以知道今年物价将会如何。
1993年钞票发出来多少呢？政府至今对这个问题还只是在私下里传告，公开场合则讳莫如深。但是已有消息说，这数字大约要比前一年多出40%左右。又国民生产总值在这一年的增长为13%。这就意味着，如今市场上活动着的钞票要比活动着的商品多出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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