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知道的粮油供应

粮缘工作室

953年中央政府颁布《关于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实行粮油计划供应，采取划片、定点、凭证供应办法；1954年3月，开始实行食油定量制度；1955年8月25日国务院下达《关于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1955年11月正式在全国使用粮票，同时印发油票；1957年7月开始印发肉票；等等。
1955年，居民口粮依据劳动力差别、年龄大小及不同地区的粮食消费习惯，确定9个等级的供应标准（每月粮食的数量，粗粮和细大米、面粉的比例等）。
1957年7月开始印发肉票。1958年春节开始，国家对猪肉、牛肉、羊肉、鲜蛋、白糖、红糖、糕点、粉丝等8种副食品实行凭票定量供应。肉票：汉民每月每人供应猪肉6两，牛羊肉5两；回民每月每人供应牛羊肉1斤4两；糖票：红糖、白糖各4两；鲜蛋2个。另外五一劳动节供应鲜鱼，端午节供应粽子，按照户口本人数定额分配；供应日期在节日3天至7天以内，售完为止。不久到了全国灾害饥荒时期，定量一再减少。
1959年，市场副食品供应全面紧张，对大白菜、萝卜、葱、蒜、豆制品、副食调味品、蛋糕、糖块也采取按城镇人口分配，限量凭票证供应。
在全国城镇配给供应粮油的票证制度，是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特殊产物，一直延续40年，到1993年才宣布正式废除购货本、副食本和每月分发的粮票、油票、肉票、蛋票等等。
粮油计划供应
1953年国家对粮食统购统销之后，实行粮油计划供应，采取划片、定点、凭证供应办法。1955年10月，最初印制的粮票采用1斤（500克）16两制，1959年改为10两制（每两50克），从1985年起改为公斤（千克）制，此后公斤和市斤并存、混用。面额有半两（很少）、壹两、贰两、伍两、壹斤、贰斤、拾斤，甚至百斤（很少）。
有通用的全国粮票，有限在省、市、县使用的地方粮票，还有军用粮票。个别区镇、农场、学校、工矿发放了地区内、单位内使用的粮票。需要到异地出差，就要通过相应审批手续，把地方粮票兑换成全国粮票，兑换时按50斤比1斤交食用油票，因为全国粮票里面包含食用油。
50年代初，城镇居民到饭馆就餐还不需要粮票；困难时期，居民到饮食店就餐（包括买大饼、油条、豆浆和点心）开始都要凭粮票；后来发给居民每月1斤的“专用就餐券”；购买饼干则要凭居民购粮证，后来购买糕点和饼干都凭“专用糕点券”，每人每月只发1枚，只能购买25两饼干。
这一时期，外来人员和郊县农民在上海市场购买食品，受到很大限制，必须凭“上海市当月粮票”。
1954年3月正式实行食油定量制度以后，上海市区居民每月食油定量不断减少，从1958年3月的老秤12两（375克）减少到1962年7月只有新秤2.5两（125克）。1961年12月对酱油、食盐也实行定量供应，每个居民每月各1斤。
1964年食油定量由25两提高到3两、4两，到1965年8月才又增为半斤（250克）。
副食品供应下降
进入计划经济时期，农业的发展跟不上人民购买力的需求。从1954年起，上海副食品市场开始供不应求。据市场商业一局的统计资料，1955年上海市副食品供应量减少很多，人均消费量下降很大，毛鸡年人均消费量比1954年下降59％，毛鸭下降30％，毛鹅下降68％，鸡蛋下降15％，鸭蛋下降64％。到1957年主要副食品市场仍处于供不应求的状况，市场供应一直没有恢复到1954年的水平。计划经济制度下的食品市场供不应求，使得政府更强化了城镇票证供应制度；计划经济和票证供应制度，又使社会更深地陷入了物资匮乏、生活贫困的怪圈；两者恶性循环，年复一年延伸下去，一年不如一年。
配套的户籍制度
全国严密控制的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体制采取的配套手段。粮油关系与户籍制度紧密挂钩，实行凭城镇户口、按人头定量供应的办法。公安部（落实到每个派出所）在户籍登记管理中，把国家供应粮油的城镇居民划为“非农业户口”。在那个年代，城镇居民称粮票为第二人民币，没有它就要饿肚子，更使出门者寸步难行。
粮、油、肉、蛋票是凭户口登记簿申办的居民粮食供应本，按月在户口所在粮店领取。一般粮食定量为：每月居民23斤，干部26斤，中学生32斤（凭入学通知书），特殊工种如炼钢工人基本口粮加上“工种粮”，定量可达45斤，煤矿工人享受最高定量，可达57斤。到粮店买粮，或进饭馆吃饭，都必须凭粮票。
1961年夏天，吴宓准备从四川到广州探访陈寅恪先生，陈寅恪就写信函告诉吴宓：“兄带米票每日七两似可供两餐用。”（见《国学大师陈寅恪》，重庆出版社，1996年版。）
在严密的户籍制度基础上，官营商业体系依其对资源的独占，通过票证发放几乎能把所有社会成员牢牢控制，谁也离不开它们。据说“文革”期间的1971年9月底，一位公社干部得知林彪叛乱的消息后，直嚷道：“龟孙子，你不带全国粮票，看你能跑到哪里去？！”这虽是戏言，但也可由此看出粮票在全社会的垄断力量。
1967年至1974年发放的粮票也充满政治色彩，票面以“革命圣地”、“工农兵形象”、毛主席语录（“必须把粮食抓紧”等）为装饰图案的主要内容。
但是几十年间农民种粮却分不到“粮票”，只能交公粮后吃剩下的余粮，种啥吃啥。城镇人口（非农业户口）发给油票；农村人要用油炒菜，只能靠在田边地头、房前屋后种蓖麻子、黄豆、芝麻换油吃。
1993年宣布废除购货本、票证以后，城镇户籍制度仍然存在。长期以来，“农转非”（将自己从农业户转成非农业户口）成了广大农民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实现梦想的途径只有两个：（1）读完高中、考上大学，寒窗十几年大学毕业后，当上干部，力争在城镇分配工作；（2）参军几年后争取入党提干，然后力争成为转业军人；农民要想离开农村变成“城镇户口”，真是难于上青天！
没有粮票就没有奶水
作家白桦的儿子出生于1959年底，那是继“大跃进”之后的第一个饥荒的年份。母亲因病手术后没有奶水。当时的牛奶早已属于特权控制的配给品了，有钱也订不到。
那些年代几乎见不到奶粉，婴儿一般会发奶证。奶证之外，还有代乳粉票和糖票，一个月发一次。所谓“代乳粉”是由黄豆粉、大米粉以及少许奶粉掺兑而成。那些年代，代乳粉外，还有“人造肉”等，听起来令人莫名其妙。
1960年，拿着婴儿出生证，只能购买红糖1斤，猪排骨2斤，怎么能催得出奶水？根本无法满足产妇补充身体之需。假如到黑市上去购买，1个鸡蛋就卖8角或9角钱（比平价贵十几倍），还要到处寻找，因为不容易买到。上海周围全是饿乡，只要给饭吃，奶妈工钱都可以不要。为了求生，奶妈把自己的孩子留在乡下喝米汤，有的恐怕连米汤也没有，只好喝野菜汤。
扬州奶妈，年龄在30岁上下，因农村没有粮票，无法带口粮。白桦的月定量是28斤，王蓓的月定量是25斤，一共53斤粮票。白桦当时在工厂当钳工，他的一份粮票要带到工厂里去，家里只剩下王蓓的25斤定量。这困境被王蓓的同事们知道了，于是上海电影剧团的演员们（赵丹、白杨、张瑞芳、秦怡、上官云珠、王丹凤等）纷纷解囊相助，真是大旱逢甘霖！有的1两、2两，有的1斤、2斤，每次凑成个8斤、10斤……每周、每月，就是这样陆续地凑些粮票，不断地送到王蓓家！
90年代初，儿子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白桦问他：“你知道你小时候喝的奶水是谁的吗？”儿子答：“知道，是一个扬州妈妈。”白桦说：“也对也不对。在你刚出生的时候，许多曾在中国银幕上大放光彩的电影演员，每个月都从自己的口粮定量里克扣出一些粮票来给了我们。这样才能首先让你的奶妈吃饱；奶妈吃饱了，才有足够的奶水喂养你，你才得以长大成人。”
儿子先是笑了笑，而后，就黯然了……
揣着粮票游长江
一位教员回忆：60年代一个暑假坐上了从成都到重庆的火车，身上揣着的主要财富是粮票。上路没有粮票是不行的；光有钱，买不到食物。多收一些钱以代替粮票叫“议价粮”。无价的粮票，实际上成了有价的证券。用了粮票十余斤吧，换了一条大床凉席。
第二天，轮船在193公里长的三峡中穿行。船过葛洲坝，很快到了宜昌。上了岸，街边有卖粥的，要1毛钱一碗，给粮票也要6分钱一碗。想起一年前在重庆的饭店里吃粥，只要2分钱一碗，每碗粥半两粮票。（注：当时1元钱合今人民币20元左右。）
“形势一片大好”——全国吃不饱
据作家孔希仲回忆：1959年冬至1960年秋，他下放到河南农村劳动一年，跟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可自人民公社化后，农民根本不劳动，土地撂了荒。于是“三同”变成“二同”——同饿、同睡（饿着肚子种不了地，吃了就睡，地里不长粮食，恶性循环）。家家砸锅平灶，吃大食堂，每人一天2两多粮食，掺些包米芯碾成的麸皮或棉花叶之类，一日两餐，一大盆刷锅水似的稀汤。撑得肚子鼓鼓的，直不起腰，只频频撒尿。但渣滓拉不出来。脸和四肢都浮肿，最后肿到肚皮以上，胀破皮流黄水，不少人就这样瘫下去完了。村里已没有劳动力抬尸体，这任务就落在下放干部身上，因下放干部挨饿的时间还不长，体力还没有完全崩溃。
回京前，领队的就向大家打了招呼，说现在北京正在反右倾，回家不要说农村的真实情况，就说三面红旗改变了农村的面貌，形势一片大好！
饥荒如漫天洪水，先是农村包围城市，然后淹没中小城镇，死保北京上海，最后，连北京这个全国制高点也淹了，只是刚淹到脖子，不像农村那样大片的饿死人（后来报刊发表河南某专区党委副书记回忆录，说他所在的专区就饿死40多万人）。
在北京，每月定量还能维持27斤硬邦邦的粮食（一半棒子面粗粮、2/5面粉和1/10大米）、一星半点肉和植物油，可让农民羡慕死了！但除此外再无他物填补饥肠。扎在这干巴巴的27斤粮食上，若放开肚皮吃，还管不了半个月。
60—70年代的粮食
60—70年代，长期遵照这样的毛主席语录办事：“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