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像章的兴衰沉浮

粮缘工作室

带有浓重政治色彩的制作像章热象巨风吹遍全国。图案千姿百态，结合各行各业，有破浪航行的万吨轮，有奔弛田野的汽车，有穿越云海的铁鹰，有冲锋向前的坦克……像章的大小悬殊，小的如一分硬币，大的赛过脸盆(挂在火车头上)……
　　人们竞相佩戴，不仅由少到多，对像章的选择由小到大，而且戴与不戴，标志着对主席的忠与不忠，以及谁是革命群众谁是阶级敌人的政治划分。
　　报载，最早的毛主席像章，是1942年为纪念抗日根据地发动的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而制做的。一枚为“学习像章”，以党旗为底，左下角有“学习”二字，右边是毛主席留着分头的正面像；一枚为“埋头苦干像章”，“埋头苦干”四字反白，左上角是毛泽东和朱德的合影。
　　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主席团成员除毛泽东外，每人都佩戴着——枚毛主席像章。这是我国第一枚用金属制做的毛主席像章，刻制者是著名电影导演凌子风。
　　延安整风和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延安整风清算了党内的错误思想，特别是王明教条主义与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达到了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空前的统一和团结；第七次全国代表代会，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经验，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并把它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那时制做并佩戴有毛泽东头像的纪念章，无疑是同志们发自内心对毛泽东同志的尊敬，表达了大家在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奋勇前进，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由于当时根据地生产手段的落后，制做的像章数量极有限，那时的像章如能保存至今，当然是“稀世珍宝”了。带有毛泽东头像的纪念章大批制做，还是解放以后的事。
　　1951年为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中国人民政协制做的铜质“抗美援朝纪念章”，在金光四射的红五星中央，就是毛主席的侧面头像。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民心目中的“最可爱的人”，戴着她，在朝鲜英勇奋战。维护了中国人民的尊严；戴着她，在返回祖国之后，克勤克俭．在不同的岗位上为建设出力。
　　制做毛主席像章的高潮，是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可以说达到了狂热的顶点。这是发生在极为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极为特殊的现象。不容否认，大多数的竞相制作者和亿万佩戴者是出于当时对毛泽东主席的无限崇敬之情，但也不容否认，从中确有某些人、某种势力的推波助澜?以便他们从中渔利。
　　上海作者孙孟英所记述的，就是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党羽的罪恶表演。
张春桥在上海布置制作像章
　　1966年11月10日，以政治投机分子王洪文为首策划的安亭卧轨破坏铁路的事件，震惊中外。
　　1967年1月，以“四人帮”为首的一小撮上海造反派，自上而下地全面篡夺了上海市各部门的一切权力，成立了所谓“上海人民公社”，这就是当年曾被称誉为“伟大的一月革命风暴”。
　　同年2月5日，“上海造反总司令部”，在文化广场召开了全市性的“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大会宣布了上海市新的领导人名单：市革委会主任张春桥、姚文元，副主任徐景贤、王洪文、王少庸；造反派总司令张春桥、姚文元，副总司令王洪文、陈阿大……。
　　紧锣密鼓。大会结束后，由张春桥主持又在市委办公室召开了新领导班子会议。张春桥春风得意，但仍然不露一丝笑颜地板着脸说：“今天我们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了，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胜利！”一阵掌声过后，他接着说：“为了祝贺和欢呼上海人民公社的诞生，明天我们必须发表一篇社论，题目是《伟大的历史性的革命创举》，副标题是——欢呼上海人民公社的诞生。这篇社论由姚文元同志、徐景贤同志和市委写作班子的同志一起负责完成。”说着，又把目光转向王洪文：“我们还必须设计出一种毛主席的红宝像章，来纪念上海人民公社的诞生，这像章要很有纪念意义和历史价值。这是一件严肃的政治任务，还是请王洪文同志完成吧!”
　　王洪文接受任务后，匆匆返回造反总司令部办公室，已经是晚上8点了。他顾不上吃饭，吞下几块饼干后就拿起话筒说；“转16分机机。”召来了陈阿大。王洪文对陈阿大几乎是复述张春桥布置制作像章任务时的一番话：“这是对上海人民公社诞生的一种纪念，它将载入中国史册，而且是中国史册上最光辉的一页。”当陈阿大领悟到从中也有他的一份功劳时，兴致勃勃地赶去通知各造反派司令部的头头们。
　　一个小时后，以“紧急会议’名义召开的关于制作像章的会议开始了。王洪文要求大家，发动不同战线的同志们，尽快设计铸造出这个具有特别意义的毛主席的红宝像章来。
王洪文亲自审定毛主席像章设计图
　　翌日晚8时左右，各造反司令部设计的毛主席像章图案相继送到，共有100多种。
　　王洪文点燃香烟，先粗略地翻了翻，随后一一认真地审定。这个“种过田，当过兵，做过工”曾经风云一时的人物，自然有其审查核定的标准：
　　——主席坐在一把藤椅上，椅子周围是火红色的牡丹花。他看来别扭，觉得无产阶级革命家总不该和“牡丹花’联系在一起：
　　——主席站在一座山前，山虽高大，松虽挺拔，他又认为主席站在那里，显不出气壮山河的气派。
　　——主席站在一座山顶，举目远望，有高瞻远瞩之气概。但他又嫌色彩搭配不好。
　　忽然，王洪文眼睛一亮，第109张图案，从给人的整体感觉，到画面具体设计，都很让他满意。这是一张由造反第15司令部设计的。画面是一个圆形的太阳，太阳色彩鲜红，太阳中间是毛主席的人头像，头像脸部向左侧方向，色彩是头发黑色，脸部金黄色，下面是金黄色的“毛主席万岁”5个字。
　　王洪文爱不释手地左右端详，连声说：“好，好，太好了！”高兴之余，忽又发现美中不足：头发是黑色不好看，在画面上出现黑色不协调，需要修改。他拿起电话，通知造反第 15司令部，让他们立刻派人把这张图案取走连夜修改。
　　第二天的凌晨5点，王洪文把修改好的图案让陈阿大送到造反第二司令部去铸造。这是第二轻工业系统的造反派组织，下面有多家金属制品厂。这样，铸造“红太阳”毛主席像章的任务就落在了当时叫做风雷金属制品厂、战斗铝制品厂和朝阳工艺品加工厂的身上。
铸造工人献出的赤诚制造毛主席像章是一项政治任务，铸造工人怀着对毛主席的热带和崇敬，把接受这一任务引以为荣。但又十分谨慎小心。怕由于自己的粗心，损伤主席形象；怕阶级敌人破坏，酿成重大政治事件。
　　下面是当年一位参加这枚携有“毛主席万矿5个字的像章的制造者的谈话：
　　“我叫陈明大，今年64岁，模具师，当年朝阳工艺品加工厂铸造毛主席像章‘战斗小组组长。
　　“那是1967年2月中旬，说是党交给我们一项任务，铸造这枚我们后来称作‘万岁’像章的任务，我感到很光荣。
　　“我出身于贫下中农家庭，在旧社会靠拾荒乞讨来到上海，后来学徒打工，受尽资本家的剥削。解放后翻身作了主人，我从心底感谢共产党，感恩毛主席。
　　“我们这个‘战斗小组’，共10个人。2名模具师，是我和我徒弟，4名电镀工，2名检验员，2名配色员。我们小组被安排在厂内一幢大楼的地下室工作，通道有警卫。这样，既可以使我们不受干扰，专心致志工作，又可以防止阶级敌人破坏——那时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太紧了!
　　“一切制作像章所需的材料、机器和工具都搬到了地下室。我们10个人齐心地像一个人。上级要求一周内完成任务，我们下了提前完成的保证，吃住也在地下室。我们师徒俩轮班工作，一个昼夜刻出了模子。但经两名检验员反复仔细检验，说有三处毛病：主席前额宽与设计图中的标准差半毫米；主席脸部下巴略尖了一点；主席的头发有微小的粗糙感。我虚心接受这些意见，并决定重新刻一个模子。
　　“又是一个昼夜的奋战，第二个模子刻了出来，而且顺利通过检验员的检验。我们开始试制，经过浇铸、配色、电镀等一系列工序，约30枚样章生产了出来，我们双手捧着这色彩鲜艳的太阳型圆状的毛主席像章，激动得流下了眼泪。因为手里捧的不只是我们昼夜奋战一周的成果，而是我们工人献给毛主席的一颗颗忠心。我们敲锣打鼓，手捧像章，向上海造反总司令部去献礼。
　　“好事多磨，一天过后，造反总司令部转来了王洪文的指示：一、像章上毛主席的眼睛不够有神；二、红黄两色还不够鲜艳；重要的第三，像章背面需加‘一月革命胜利万岁’八个字。”
　　“我们按照要求，对模子作了技术性处理，加了8个字，调整了色彩。当第二次样章送到王洪文手里时，他满意了。由此，我们厂和风雷金属制品厂、战斗铝制品厂联合进行大批量生产。像章背面下方特别刻有‘联合’二字。后人因此称生产这枚像章的厂家为‘联合徽章尸，这枚像章因正面有‘毛主席万岁’字样，被上海人称之为‘万岁像章’。这在当时上海生产的像章中，是第一枚有文字的像章。像章一投放市场，就被一抢而空，外省市也都纷纷来上海定购，可谓风靡一时。”
张春桥对“万岁像章”不满
　　这枚“毛主席万岁像章”，虽然一投入市场便很快告罄，深得当时群众的喜爱，但从北京开文革下组会议回沪的张春桥看了很不满意，要害是张春桥委托王洪文设计毛主席像章，意在纪念“一月革命胜利”，藏在心底的话自然不便直说。而王洪文在把关时偏偏让把“毛主席万岁”5个字放在了像章正面，把“一月革命胜利万岁”8个字放在了像章背面，这显然是王洪文没有吃透张春桥要求的这枚像章必须要很有纪念意义和历史价值这句话。张春桥手把像章沉默片刻后对王洪文道：“这枚像章从图案到色彩都不错，但没有突出‘一月革命胜利’，就没有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这枚像章就应该突出‘一月革命伟大胜利’的主旋律。
　　话已经说得很明白，王洪文也甚解其意，只是心里嘀咕，如果把“一月革命胜利万岁”放在像章正面，把‘毛主席万岁’放在背面，岂不遭人非议?
　　张春桥知道王洪文将要说什么，便不容置疑地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一月革命风暴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宣传一月革命的胜利，谁敢说这是对主席的不忠了？”
　　这样，王洪文再次主持了布置设计毛泽东新像章图案的会议。几天之后，约有200多张图案送到王洪文的办公室。经过王洪文的认真仔细的审阅和筛选，他把自己认为满意的两张送到张春桥那里。一张是由红星电机厂设汁的，图案圆形，正上方是毛主席的人头像，斗像下面是一杆杆迎风飘扬的红旗，红旗下面是“毛主席万岁”5个字，再下面是“一月革命胜利万岁”8个字；另一张是东方电镀表厂设计的，图案是长方形，正上方是毛主席侧面人头像，头像下面是上海人民广场中的一幢大楼(上海市人大办公楼），大楼旁是一杆杆飘飘扬扬的红旗，红旗下是“—月革命胜利万岁”8个字，图案的背面有“毛主席万岁”5个字。
　　张春桥反复“审阅”后，敲定了后者，并说；“这一图案好，让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上海，它突出了上海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更突出了，一月革命胜利万岁。
　　很快，这枚被人们称为“一月革命章”的主席像章，就在上海流行开了。狂热中出现的悲剧竞相制作像章，竞相佩戴像章，出现了狂热。带有浓重政治色彩的制作像章热像巨风吹遍全国。图案千姿百态，结合各行各业，有破浪航行的万吨轮，有奔弛田野的汽车，有穿越云海的铁鹰，有冲锋向前的坦克……像章的大小悬殊，小的如一分硬币，大的赛过脸盆(挂在火车头）……像章上的文字也越来越多样，由开始的“毛主席万岁’、“永远忠于毛主席”，到后来的“梅花欢喜漫天雪’，“江山如此多娇”以及“最最幸福的时刻1969．1．25”等等。
　　人们的竞相佩戴，不仅由少到多，对像章的选择由小到大，而且戴与不戴，标志着对主席的忠与不忠，以及谁是革命群众谁是阶级敌人的政治划分。
　　在这样的背景下，悲剧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里记叙的就是1968年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重大政治事件”。
　　事件起因于一枚设计“错位”的毛主席像章。
　　这是一枚只有长3厘米、宽2厘米的长方形横式毛主席像章。由上海东方微型电机厂设计铸造。像章的左』：方刻着“大海航行靠舵手”8个草体字，上海称之为“大海航行像章”。由于这枚像章图案设计得漂亮，有大海、狂浪、云烟、闪光、人像、刻字，再加上色彩华丽鲜艳，一投放市场就受到广大市场青睐，纷纷抢购。尽管这枚像章价格高于其它同类像章近一倍，人们仍成十成百购买，赠送外埠亲朋和同志。
　　“大海航行像章”每天以数以万枚的速度，流入厂矿、部队、学校、家庭，流向上海之外的广大地域，其影响越来越大。谁知正当这枚像章“名扬四方，声播天下”的时候，引起了那些“政治嗅觉锐敏’“眼睛能明察秋毫”的人的注意。终于“看出”了“大海航行像章”上的“破绽”——严重的政治“破绽”。一封封上告信雪片般飞向上海市革委会和上海工人造反司令部，指责这枚像章排向错位：毛主席头像是坐右朝左，而破浪前进的轮船是坐左朝右方向行驶，这就形成了轮船与毛主席的脸部视向相“对峙”状。这不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吗!
　　张春桥对此极为重视，亲自审阅和批复革命群众的“革命来信”，并责成市革委会副主任王少庸立即查清这一“重大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由市革委会、造反司令部和公检法组成的追查重大反革命政治事件的专案组进驻上海东方微型机电厂。
　　经过专案组“发动群众”、“调查研究”，终于挖出了一个 4人组成的“小集团”。成员两男两女，都是26岁上下的青年人。
　　郑小马：“大海航行像章”的图案设计者，蓄意把像章图案设计错位，使船头对准毛主席人像冲撞，是含沙射影反对毛主席，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着干。
　　张勇强：“大海航行像章”模子的刻制者，有意制成“错位”模子，使错误像章得以广泛流传，是与文化大革命唱对台戏。
　　李芳、杨波花：有意为“错位”的像章配制颜色，是一种帮助反革命活动的行为，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不满的罪恶流露。
　　四个人全部被关进行了“造反总司令部”在江湾的一个五金材料仓库的“牛棚”里，接受严格的政治审查。此时，张春桥再次发出指示，要求“专案组”乘胜前进，深挖“反革命小集团”背后的“靠山”。
　　没完没了的“交待”、“审查”、“批斗”，配合内查外调，折腾了近一个月。结果是四个年轻人的历史清清白白，社会关系又碰巧是一色的“红五类”。这一反革命政治事件才由从“牛棚”把四人放出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