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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中央政府颁布《关于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实行粮油计划供应，采取划片、定点、凭证供应办法；1954年3月，开始实行食油定量制度；1955年8月25日国务院下达《关于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1955年11月正式在全国使用粮票，同时印发油票；1957年7月开始印发肉票；等等。
1955年，居民口粮依据劳动力差别、年龄大小及不同地区的粮食消费习惯，确定9个等级的供应标准（每月粮食的数量，粗粮和细大米、面粉的比例等）。
1957年7月开始印发肉票。1958年春节开始，国家对猪肉、牛肉、羊肉、鲜蛋、白糖、红糖、糕点、粉丝等8种副食品实行凭票定量供应。肉票：汉民每月每人供应猪肉6两，牛羊肉5两；回民每月每人供应牛羊肉1斤4两；糖票：红糖、白糖各4两；鲜蛋2个。另外五一劳动节供应鲜鱼，端午节供应粽子，按照户口本人数定额分配；供应日期在节日3天至7天以内，售完为止。不久到了全国灾害饥荒时期，定量一再减少。
1959年，市场副食品供应全面紧张，对大白菜、萝卜、葱、蒜、豆制品、副食调味品、蛋糕、糖块也采取按城镇人口分配，限量凭票证供应。
在全国城镇配给供应粮油的票证制度，是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特殊产物，一直延续40年，到1993年才宣布正式废除购货本、副食本和每月分发的粮票、油票、肉票、蛋票等等。
粮油计划供应
1953年国家对粮食统购统销之后，实行粮油计划供应，采取划片、定点、凭证供应办法。1955年10月，最初印制的粮票采用1斤（500克）16两制，1959年改为10两制（每两50克），从1985年起改为公斤（千克）制，此后公斤和市斤并存、混用。面额有半两（很少）、壹两、贰两、伍两、壹斤、贰斤、拾斤，甚至百斤（很少）。
有通用的全国粮票，有限在省、市、县使用的地方粮票，还有军用粮票。个别区镇、农场、学校、工矿发放了地区内、单位内使用的粮票。需要到异地出差，就要通过相应审批手续，把地方粮票兑换成全国粮票，兑换时按50斤比1斤交食用油票，因为全国粮票里面包含食用油。
50年代初，城镇居民到饭馆就餐还不需要粮票；困难时期，居民到饮食店就餐（包括买大饼、油条、豆浆和点心）开始都要凭粮票；后来发给居民每月1斤的“专用就餐券”；购买饼干则要凭居民购粮证，后来购买糕点和饼干都凭“专用糕点券”，每人每月只发1枚，只能购买25两饼干。
这一时期，外来人员和郊县农民在上海市场购买食品，受到很大限制，必须凭“上海市当月粮票”。
1954年3月正式实行食油定量制度以后，上海市区居民每月食油定量不断减少，从1958年3月的老秤12两（375克）减少到1962年7月只有新秤2.5两（125克）。1961年12月对酱油、食盐也实行定量供应，每个居民每月各1斤。
1964年食油定量由25两提高到3两、4两，到1965年8月才又增为半斤（250克）。
副食品供应下降
进入计划经济时期，农业的发展跟不上人民购买力的需求。从1954年起，上海副食品市场开始供不应求。据市场商业一局的统计资料，1955年上海市副食品供应量减少很多，人均消费量下降很大，毛鸡年人均消费量比1954年下降59％，毛鸭下降30％，毛鹅下降68％，鸡蛋下降15％，鸭蛋下降64％。到1957年主要副食品市场仍处于供不应求的状况，市场供应一直没有恢复到1954年的水平。计划经济制度下的食品市场供不应求，使得政府更强化了城镇票证供应制度；计划经济和票证供应制度，又使社会更深地陷入了物资匮乏、生活贫困的怪圈；两者恶性循环，年复一年延伸下去，一年不如一年。
配套的户籍制度
全国严密控制的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体制采取的配套手段。粮油关系与户籍制度紧密挂钩，实行凭城镇户口、按人头定量供应的办法。公安部（落实到每个派出所）在户籍登记管理中，把国家供应粮油的城镇居民划为“非农业户口”。在那个年代，城镇居民称粮票为第二人民币，没有它就要饿肚子，更使出门者寸步难行。
粮、油、肉、蛋票是凭户口登记簿申办的居民粮食供应本，按月在户口所在粮店领取。一般粮食定量为：每月居民23斤，干部26斤，中学生32斤（凭入学通知书），特殊工种如炼钢工人基本口粮加上“工种粮”，定量可达45斤，煤矿工人享受最高定量，可达57斤。到粮店买粮，或进饭馆吃饭，都必须凭粮票。
1961年夏天，吴宓准备从四川到广州探访陈寅恪先生，陈寅恪就写信函告诉吴宓：“兄带米票每日七两似可供两餐用。”（见《国学大师陈寅恪》，重庆出版社，1996年版。）
在严密的户籍制度基础上，官营商业体系依其对资源的独占，通过票证发放几乎能把所有社会成员牢牢控制，谁也离不开它们。据说“文革”期间的1971年9月底，一位公社干部得知林彪叛乱的消息后，直嚷道：“龟孙子，你不带全国粮票，看你能跑到哪里去？！”这虽是戏言，但也可由此看出粮票在全社会的垄断力量。
1967年至1974年发放的粮票也充满政治色彩，票面以“革命圣地”、“工农兵形象”、毛主席语录（“必须把粮食抓紧”等）为装饰图案的主要内容。
但是几十年间农民种粮却分不到“粮票”，只能交公粮后吃剩下的余粮，种啥吃啥。城镇人口（非农业户口）发给油票；农村人要用油炒菜，只能靠在田边地头、房前屋后种蓖麻子、黄豆、芝麻换油吃。
1993年宣布废除购货本、票证以后，城镇户籍制度仍然存在。长期以来，“农转非”（将自己从农业户转成非农业户口）成了广大农民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实现梦想的途径只有两个：（1）读完高中、考上大学，寒窗十几年大学毕业后，当上干部，力争在城镇分配工作；（2）参军几年后争取入党提干，然后力争成为转业军人；农民要想离开农村变成“城镇户口”，真是难于上青天！
没有粮票就没有奶水
作家白桦的儿子出生于1959年底，那是继“大跃进”之后的第一个饥荒的年份。母亲因病手术后没有奶水。当时的牛奶早已属于特权控制的配给品了，有钱也订不到。
那些年代几乎见不到奶粉，婴儿一般会发奶证。奶证之外，还有代乳粉票和糖票，一个月发一次。所谓“代乳粉”是由黄豆粉、大米粉以及少许奶粉掺兑而成。那些年代，代乳粉外，还有“人造肉”等，听起来令人莫名其妙。
1960年，拿着婴儿出生证，只能购买红糖1斤，猪排骨2斤，怎么能催得出奶水？根本无法满足产妇补充身体之需。假如到黑市上去购买，1个鸡蛋就卖8角或9角钱（比平价贵十几倍），还要到处寻找，因为不容易买到。上海周围全是饿乡，只要给饭吃，奶妈工钱都可以不要。为了求生，奶妈把自己的孩子留在乡下喝米汤，有的恐怕连米汤也没有，只好喝野菜汤。
扬州奶妈，年龄在30岁上下，因农村没有粮票，无法带口粮。白桦的月定量是28斤，王蓓的月定量是25斤，一共53斤粮票。白桦当时在工厂当钳工，他的一份粮票要带到工厂里去，家里只剩下王蓓的25斤定量。这困境被王蓓的同事们知道了，于是上海电影剧团的演员们（赵丹、白杨、张瑞芳、秦怡、上官云珠、王丹凤等）纷纷解囊相助，真是大旱逢甘霖！有的1两、2两，有的1斤、2斤，每次凑成个8斤、10斤……每周、每月，就是这样陆续地凑些粮票，不断地送到王蓓家！
90年代初，儿子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白桦问他：“你知道你小时候喝的奶水是谁的吗？”儿子答：“知道，是一个扬州妈妈。”白桦说：“也对也不对。在你刚出生的时候，许多曾在中国银幕上大放光彩的电影演员，每个月都从自己的口粮定量里克扣出一些粮票来给了我们。这样才能首先让你的奶妈吃饱；奶妈吃饱了，才有足够的奶水喂养你，你才得以长大成人。”
儿子先是笑了笑，而后，就黯然了……
揣着粮票游长江
一位教员回忆：60年代一个暑假坐上了从成都到重庆的火车，身上揣着的主要财富是粮票。上路没有粮票是不行的；光有钱，买不到食物。多收一些钱以代替粮票叫“议价粮”。无价的粮票，实际上成了有价的证券。用了粮票十余斤吧，换了一条大床凉席。
第二天，轮船在193公里长的三峡中穿行。船过葛洲坝，很快到了宜昌。上了岸，街边有卖粥的，要1毛钱一碗，给粮票也要6分钱一碗。想起一年前在重庆的饭店里吃粥，只要2分钱一碗，每碗粥半两粮票。（注：当时1元钱合今人民币20元左右。）
“形势一片大好”——全国吃不饱
据作家孔希仲回忆：1959年冬至1960年秋，他下放到河南农村劳动一年，跟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可自人民公社化后，农民根本不劳动，土地撂了荒。于是“三同”变成“二同”——同饿、同睡（饿着肚子种不了地，吃了就睡，地里不长粮食，恶性循环）。家家砸锅平灶，吃大食堂，每人一天2两多粮食，掺些包米芯碾成的麸皮或棉花叶之类，一日两餐，一大盆刷锅水似的稀汤。撑得肚子鼓鼓的，直不起腰，只频频撒尿。但渣滓拉不出来。脸和四肢都浮肿，最后肿到肚皮以上，胀破皮流黄水，不少人就这样瘫下去完了。村里已没有劳动力抬尸体，这任务就落在下放干部身上，因下放干部挨饿的时间还不长，体力还没有完全崩溃。
回京前，领队的就向大家打了招呼，说现在北京正在反右倾，回家不要说农村的真实情况，就说三面红旗改变了农村的面貌，形势一片大好！
饥荒如漫天洪水，先是农村包围城市，然后淹没中小城镇，死保北京上海，最后，连北京这个全国制高点也淹了，只是刚淹到脖子，不像农村那样大片的饿死人（后来报刊发表河南某专区党委副书记回忆录，说他所在的专区就饿死40多万人）。
在北京，每月定量还能维持27斤硬邦邦的粮食（一半棒子面粗粮、2/5面粉和1/10大米）、一星半点肉和植物油，可让农民羡慕死了！但除此外再无他物填补饥肠。扎在这干巴巴的27斤粮食上，若放开肚皮吃，还管不了半个月。
60—70年代的粮食
60—70年代，长期遵照这样的毛主席语录办事：“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 由于粮食紧缺，红薯、玉米粉等粗粮也经配搭进入城市用粮的供应范围，只是需按5斤红薯兑换1斤细粮的比率兑换。孩子多粮食不够吃的人家，乐意跟不愿吃红薯的人家交换。
在黑市上买卖粮票，赚取差价以牟利，成为部分无业者的谋生手段。这样的交易被称之为“投机倒把”，是列入打击对象的。轻者行政拘留、没收非法所得，重者判处管制、劳教、有期徒刑等。有人因为饥饿画粮票而获罪。三年严重困难时期，北京粮票卖到每斤3元钱，全国粮票卖到每斤4元钱，宝鸡卖到过5元钱一斤。（注：当时1元钱合今人民币20元左右。）
童年时记忆最深的是挨饿
江西省某知识青年（后来担任教师）回忆说——
不知道“三年困难时期”指的是哪三年，我们这个镇从1958年“大炼钢铁”、办“大食堂”起每个人就开始挨饿了。1959年街道上有时就看到饿死者的尸体。祖母饿得“水肿”（浮肿），还要请医生来检查开证明才拿到一张“供应一斤（500克）米糠粉”的条子，当时听说米糠粉可以“治疗水肿病”，拿着这张条子到“大食堂”排队购买，从星期六下午3点排到第二天上午10点才买到。
祖母终于还是饿死了！米糠粉并没能救她的命！外祖母、大舅父也先后饿死。
兄弟姐妹先后被送人，后来有一个饿死了。
母亲每天半夜和几个邻居一起到十几公里外的山上偷割柴草挑回镇上卖钱，经常被守护山林的农民追得无路可逃，被捉到不但劳而无功，有时还被打骂。……当时母亲的“最高理想”是让全家人“一个月能够吃上一次鱼或肉”。但这个“理想”直到“文革”结束都没能实现。
我后来考上了一间侨生特多的省级重点学校。海外华侨在学校设助学金，主要赞助侨生，也有一小部分赞助国内的贫困学生。……有时竟然还发几块钱给我。要知道那个时候的几块钱简直就是“救命钱”了——家里每星期给我生活费五毛钱，扣去“柴工票”四毛五分（十八顿，每顿两分半），剩下五分钱要买六天的菜！
一斤粮票的悲喜剧
作家孔希仲回忆：60年代有一天，听说十多里外的一个农村饿死了一头牛，可买到熟牛肉和牛骨油。我很久不知肉味了，决定去买点解解馋，还可顶些粮食。我和妻走了两个多小时，找到那家农村饭馆。一看大失所望，连牛毛都没有。若空着肚子往回走，可能饿倒在路上。幸好妻带了两斤粮票，买了五个窝头，找回一斤粮票。我俩在回家的路上每人吃了一个，提着三个窝头回到家里。妻一掏衣兜，顿时傻了眼，找回的那斤粮票不见了！两人在身上乱摸了一阵，就是没有！真倒了邪霉！来回白跑了20多里路，牛肉没有吃上，倒丢了一斤粮票，比丢了个戒指还心疼——那是五个香喷喷的窝头啊！越想越窝囊。妻可能为丢失这一斤粮票一夜没合眼。第二天天刚亮，妻就说：“我俩沿路去找找吧，指头大的粮票，若掉在草地上，别人不易发现。”于是我俩翻身下床，两人各持一根三尺来长的柳条，顺着昨天那条农村小路走去。一人扫瞄路的一侧，不停地用柳条扒拉路旁草丛中的乱纸屑。搜索了四五里路，妻突然欢呼起来：“找到了！找到了！”手里飞舞着那张一斤的粮票。失而复得的欢乐足以补偿昨天的沮丧。
没有上海粮票就别想在饭店吃肉
1960年8月以前，饮食业（中西餐厅、饭馆、点心铺、小吃店）是不收粮票的。粮食供应紧张后，一些地方报经中共中央同意，对饮食业也实行收粮票供应。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控制得更严，只收本地粮票，不收外地粮票。（同时又保留少数高级饭馆不收粮票，实行高价销售。）
粮票按照户口根据年龄、性别、工种等按月发放，发得到粮票的就是吃商品粮的城里人。粮票分为地方粮票和全国通用粮票。没有粮票，即使有再多的钱也买不到吃的。
那些年代，几乎没有酒店、饭店、大排档，一座城市只有很少的几家国营食堂，买任何吃的都必须要粮票。
有位上海作家回忆：1962年夏天，孩子大病初愈，嘴巴却特别馋。奶奶在梳头匣子里翻了半天，找出1斤全国粮票，并且往口袋里揣了20元钱（也许这是她的全部积蓄了），就带孩子去了南京路。南京路上饭店很多，但仅仅20元钱是不能进那些高级饭店的。奶奶找了弄堂口的一家小馆子，带孩子进去坐了下来。为了让孩子开开荤，奶奶点了“红烧狮子头（肉圆子）”和“鱼皮豆腐”两个普通的荤菜，同时又掏出那1斤全国粮票买米饭。哪料到开票的服务员却说：“上面规定，饭店里全国粮票不能用，只收上海粮票。没有上海粮票就别想在饭店吃肉！”
支援老家的全国粮票
有位作者回忆：饥荒时期，接到山区老家嫂子的来信，哥哥饿死了，嫂子拖着6个孩子，处于绝境。妻子21岁结婚后，就自觉进入“婶娘”、“舅妈”的角色。平时对老家贫困而多子女的哥嫂姐姐们隔三差五接济些钱物，比对她娘家的“吃工薪”的亲兄妹更亲近。接信后，她噙着泪水，把存折中的100多元取出来，然后翻箱倒柜搜罗出一大堆衣物，并脱下她的新棉袄，连同她新絮的厚棉裤，打了三大包，最后，她从箱底掏出一个小纸包，打开一看，竟是15张面额3斤的崭新的全国通用粮票。这使丈夫惊诧不已。原来她平时做饭总是严格按定量下粮，用玻璃酒杯打米，堆尖一杯算一两；用小搪瓷饭碗打面，堆尖一碗算四两，可这“堆尖”的伸缩性很大。她这45斤粮就是从这“堆尖”上积年累月一点一点抠出来的。她说，原准备到吃不上饭时救急用。现在自家的情况还没到嫂子那地步。她把这些钱粮衣物统统寄给了嫂子。
农林学院的伙食
农林类院校的学生的伙食较好。设在保定的河北农学院（今河北农业大学）是一所老学校，始建于1902年，那时名称为“直隶高等农业学堂”，所谓“直隶”就是河北省。农林和师范学院都享受全额助学金。
但是1959年9月以后，校园生活开始困难。师生粮食定量降低，一律凭粮票就餐。男生每月定量降为31斤，女生降为27斤。伙食标准每月降到105元。学生就餐改为集体餐证，3—10人编为一组，全组一个餐证，由值日生去食堂领饭回桌分餐。不足者由个人购买机动票。主食以粗粮（玉米面、窝头、糙米粥）为主，副食以蔬菜为主；几乎见不到肉食、禽蛋；炒菜的油花少得可怜。
从1960年到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粮食紧缺，无法按定量供应，只有实行“低指标，瓜菜代”，食堂辅以野菜、树叶、玉米粥粉等为代食品。人人填不饱肚皮，大学生普遍营养不良，许多人患有浮肿病、肝炎等，甚至被迫休学。学生经常饥饿难忍，为减少身体消耗，躺在宿舍的床铺上看书。老师讲课有气无力，经常饿得头昏眼花。上课、考试都受很大影响。后人难以想象当时校园生活条件恶化的痛苦。
1965年情况有些改善，男生定量增为每月34斤，女生32斤，伙食费增加到13元。
生活刚刚略有好转，接着就闹“文化大革命”了。
专用购货券
专用购货券分两种，一种是上面说过的“日用工业品购货券”，另一种是“副食品购货券”。豆制品是指黄豆类加工制品及部分面粉类制品，如油面筋、水面筋、烤麸等。凭“副食品购货券”（或在副食品购货本专栏划钩）才可以买到少量的豆制品、腐竹、粉丝、芝麻酱或花生酱、金针木耳、调料等。北方过冬天普遍购买“冬贮大白菜”，有些地方凭“冬贮白菜券”，有些地方凭“副食本”购买。一到秋季，家家要买“冬贮大白菜”，用手推车或平板三轮车运回家去，在走廊、过道里贮存起来，整整一冬天几个月做菜几乎就全靠它了。
三种生活用品供应本
除票证之外，许多地区的城镇户口还配给三种生活用品供应本。一是副食品供应本，二是工业品供应本，三是生活用煤供应本。天津市还曾发放过“战备节粮存折”。
副食品供应本
凭“副食本”，按月份供给每户人家定量的副食品。另有新年元旦、春节、五一劳动节、十一国庆节等四大节日供应专页以及儿童（包括2周岁以下幼儿及2至7周岁儿童）、老人（指70岁以上老人）、孕产妇及特需供应专栏。正常情况下每月可以买到鸡蛋（9个）、白糖、豆腐、盐各1斤（500克），每月半斤（250克）带鱼，到春节才可凭本供应1两（50克）木耳，北方还有越冬的大白菜等。此外，如砂糖、茶、水果糖、腐竹、蘑菇、芝麻、花生、花椒、大料、芥末、元宵等，都凭“副食本”供应。（注：老秤1斤为16两，1959年以后使用新秤1斤相当于10两。）
工业品供应本
凭“工业本”每月可以买一缕白线，一缕黑线，每户人家6块肥皂，2两（62克）食用碱（面碱），物资紧缺时，买钢精锅、保温瓶、饭盒都得使用工业本。普通日用品，如酒、肥皂、洗衣粉、煤油、蜡烛、火柴、明矾、毛线、毛巾、汗衫、尼龙丝袜、灯泡、灯管、暖水瓶及瓶胆……都曾长期或短期凭票证供应，有时干脆就没货，有钱有票证也买不到。
那时城里经常停电，你若买不到灯泡，或不小心将灯泡打碎，便只好在黑暗中摸索。有些普通日用品竟成了“特供”商品，如白糖、红糖竟成了高级营养品，只供应新生婴儿、产妇和肝炎患者，于是人们想方设法跟医生拉关系，请医生开出诊断为肝炎的证明。这类证明，有些被查出是五官科医生所开，便不起作用，甚至将这种欺骗行为反映到医院，使有关医生受批评。那时样样商品都短缺。
生活用煤供应本
“购煤本”则是根据住户的房间数供应炉子、煤球及木柴、劈柴。
用煤球炉子烧水做饭，最愁的是存煤找地方，只好在有限空间里，找一些废旧破砖头，在自家房前屋后垒起一两面矮墙头，上面盖一块破旧油毡，就算是一个小煤屋了。买来的煤球经常夹带大量煤末子，弄得院子里、胡同边黑乎乎一片。
工矿企业废弃的煤渣，常有人捡拾煤核，以便自家烧用。冬天买回劈柴，要一点点劈开，预备在天寒地冻的早晨使用。有些人改用蜂窝煤炉，也不见得方便。
煤气慢慢地引进百姓家。数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里面，起初仅有数十户居民使用煤气罐，享受便利。一直到“四人帮”垮台以后，才逐步普及。但要登记购置一个煤气罐真费劲！
糕点票、就餐券
糕点票券是居民购买糕点、饼干的凭证。1960年开始，由粮食局印发，月内使用。“三年困难”时期，糕点票券按人发放；上海还于同期印发“购买饼干专用糕点券”一种。城镇居民中只有老人、孩子才能享用一点“营养品”即糕点饼干。
起初居民每人每月凭本供应糕点05斤，后来改收糕点票并加收3两粮票。糕点票分汉民、回民两种。华侨特供“高级糕点票”，每人半年4两。此外每人每月供应半斤“饼干票”，中秋节才发放半斤“月饼票”，越来越稀罕。（陆克勤《糕点票月月望》，载《今晚报》2000年6月16日。）
“大跃进”带来财政危机，人民币投放量大幅度增加。老百姓手中的钱买不到东西，物资匮乏，供求压力非常大。政府为了回笼货币，1960年8月起，饮食业（中西餐厅、饭馆、点心铺、小吃店）实行收粮票或就餐券供应。就餐券是居民到饭店进餐购买主食所交付的凭证，“三年困难”时期，由粮食局印发，一般是市区通用，当月有效。同时又保留一些高级饭馆不收粮票，高价销售。
高价糕点、糖果、饮食
1961年1月起，正式在全国40多个大中城市销售高价糕点和糖果，价格比平价糕点、糖果高4—5倍。仅30多天，累计销售高价糕点、高价糖果1800万斤，回笼货币8300万元。中共中央决定在1961年3月底以前，把高价糕点的供应范围扩大到全国一切大中小城镇，13亿人口的地区。根据中共中央指示，4月份在200个城市中开设了841家高级饭馆，高价销售荤菜品种、零杯名酒。食品商店的糕点、饼干改为议价供应，一般居民是难以负担的。
高价商品价格，糕点每斤约35元，比平价（06元1斤）高48倍左右，糖果每斤约45元，比平价（08元1斤）高46倍左右。这样的价格，是为了从当时高货币持有者（主要是高价出售农产品的农民、拿定息的工商业者、高级知识分子）的手里以1/5的代价回笼货币，或者说，实际上是将超额发行的人民币购买力贬值到20％的水平回收。这样就大大减少了通货膨胀的压力。
1961年高价糖果、高价糕点、高价饭菜和零杯名酒共回笼货币38亿元，其中高价利润26亿元。到1965年，高价商品销售额累计120多亿元，比按平价出售多回笼货币60多亿元。仅1961年和1962年实现的高价利润，就相当于1960年和1961年货币净投放的926％，有效地减轻了通货膨胀对市场的冲击。到1964年底，全部商品价格才基本恢复50年代中期原状，但仍为计划供应。
用粮票做娶媳妇的代价
1976年秋某干部被分配到承德地委党校当教员。办手续转粮食关系时，注意到定量由学生时的32斤，变为每月29斤。问为什么？回答说教员是脑力劳动，没资格高定量。对此，他很紧张。身强体壮，饭量颇大，每天不足一斤的定量，一顿就能吃下去。于是，赶紧给天津家中写信，请求支援粮票。
有一个食堂管理员用十几斤粮票做交换条件，就把一个女打字员吸引住了。他很想改行当厨师。
一个男同事，人长得不咋样，个子矮，脸上还有点麻子。可他的媳妇很俊，又高、又白、大眼睛、高鼻梁，比他还小十来岁。有人问：“你咋来这艳福？”他得意地说：“全靠60斤粮票！”原来，低指标那年他从部队农场复员，手里有全国粮票，他给女方家里60斤全国粮票，事就成了。估计说的是真话。“三年灾害”时期，60斤全国粮票可是好东西呀！比后来的冰箱、彩电贵重多啦。兴许那就能救一家人的命！
河南农村还有个光棍，三十好几了还讨不下媳妇。后经能人指点，倒卖了两麻袋粮食，用换来的200斤全国粮票，到四川灾区娶回了一个漂亮媳妇。
那些年代，粮票可以当钱使。一直到80年代初期，粮票还可以换钱。
猪肉计划供应
从1955年开始，全国生猪减产，城市猪肉供应不足，出现群众排队争购现象。为了保证城市居民的肉食供应，由各地食品公司印制了肉票，按居民人数发放。为了照顾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在对汉民发放猪肉票的同时，还向回族等少数民族居民发放清真牛羊肉票。
从1957年1月起，上海就对猪肉实行按人定量凭票供应，对伙食团按搭伙人数、饮食业按营业额计划供应。
最困难的1960年至1962年这3年间，生活非常艰苦，那是后人难以想象的。
上海市区居民1960年每旬（10天）定量3两（150克），从9月上旬起调整为2两（100克）；除了到菜市场购买鲜肉、冻肉以外，还可以凭票到商店购买肉类罐头、香肠和酱肉等熟食肉制品。
1961年4月份起，上海市区猪肉定量供应改为每月只有2两，平均每天每人3克猪肉；到8月份以后，由于货源没有着落，对居民供应的肉和一般饮食店的用肉一律暂停供应。
1961年全市猪肉的零售总量只有075万吨，还不及1957年零售总量的1/10。高温工人每年只能照顾2—3个月，每月照顾4两猪肉；高级知识分子每月也只补助猪肉1—2斤。这就算是最高级的特殊待遇了。
肉票每月发一次，也是根据年龄、性别、工种来决定每个月吃肉的多少。一般情况下，每张肉票在2两到5两（半斤）之间，每个人每月供应的肉很少达到过5两，那些年代，卖肉的最牛气。
特别困难的1961年一年内，北京市人均消费肉8两半（425克），这不是每个月的统计数，而是全年的统计数。老百姓整整一年统共才能吃上425克肉，有的月份根本见不到一点肉花儿肉末儿。还必须说明，北京因为是首都和伟大祖国的心脏，肉食的消费量远高于其他省市。
禽、蛋计划供应
1957年以前，家禽基本上以私养为主，养禽不受限制，群众生产积极性很高。
1958年刮“共产风”，有些地区平调社员私养的家禽，并大办“千鸡场”、“万鸡山”，严重挫伤了群众养禽的积极性。粮食减少，家禽生产急剧下降。
从1959年起，上海市场的禽、蛋供应，就采取按户凭证定量供应的办法。
1960年，由于货源仍然不足，不得不取消按户凭证定量供应，保证军需、特需。对居民采取保证重大节日组织供应，但是禽蛋的供应量是极少的。
1961年全市家禽的零售总量只有377万只，当年全市1059万人，每人平均年消费量只有036只，3年才能吃1只家禽。
鲜蛋零售总量283万斤，每人平均年消费量只有027斤，就是3个鸡蛋。这一时期，禽、蛋在一般居民的餐桌上基本是消失了。
蔬菜计划供应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农业歉收，居民粮食定量减少，副食品供应不足，提出“瓜菜代”的口号，对蔬菜的需求量大大增加。上海从1959年起对居民购买蔬菜，实行凭卡定量定点供应。
1960年，全国强化“产销统管”体制，蔬菜被正式划为“国家二类商品”，对居民实行凭票限量供应，五花八门的蔬菜票令人珍惜。蔬菜票一般每月2两，主要蔬菜是萝卜、土豆、白菜，以土豆居多。买大葱需要葱票，北方人过冬喜欢吃的大白菜也要凭票供应，每户人家限制供应10斤之内。鸡蛋、糖、瓜子、花生、食用油、盐、粉条、粉丝、饼干、糕点、茶叶等都要凭票证供应，数量少得可怜。比如瓜子、花生、粉条等，每家过年才供应几两。
1962年蔬菜上市，上海市区每人日平均消费水平达到23斤。蔬菜品种单调、质量不好，淡旺季供求矛盾仍很突出。在整个市区，除对以上主要农副产品集中计划供应外，副食品如食糖、卷烟、料酒、茶叶等都实行凭证凭票定量供应。
最大的心愿是“积攒粮票”
小冯1965年从上海华东纺织工学院毕业，分配的工作很满意：留校当教师。
他回忆，从60年代初，居民口粮定量就全面压缩，各地饮食业实行凭票用餐，食油、禽、蛋、肉等严格限量供应，还增发了饼干票、儿童食品补助票等。他描述当时的状况：“票据种类繁多，面额毫厘计较，只要你能想到的商品，就会出现相应的票据。有地方还发放过煤球票、冰棍票。油票最小的面额甚至是025钱——大约也就是一滴油……”
他参加工作后月薪是58元5角，相当于21级。当时的物资真是太匮乏了，在大街上转悠一天也买不到好东西，根本就没有什么可买！主要就是维持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不讲究生活质量。
通常所说的“三年灾害”到底是哪三年？有的说是1959年、1960年、1961年；有的说是1960—1963年，总之从1959年开始到1963年没有一年不困难的。那么这个“灾害时期”实际上就是五年了！当时，所有的中国人内心都念念不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储粮渴求，普遍的做法是：每月2斤的议价杂粮券绝不会放弃，平时能用杂粮券的尽量用杂粮券，以便省下粮票，想方设法把省级粮票换成全国粮票，把零碎粮票换成大额粮票，把旧票换成新票。小冯把第一个月工资中节省下来的10元钱，换了几十斤上海市粮票。
40斤粮票一条人命
1964—1965年全国展开“四清”运动（中央文件的正式名称是“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毛泽东“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指示，由上级党政机关派出许多“四清”工作组，到各地基层清查“四不清”问题。
在贵州省，“四清”工作组调查贵阳市花溪区公安分局阶级斗争动向的重点是，一个看守所长有受贿行为：收取过犯人家属赠送的粮票。工作组成员回忆：“在重点突破中，大家都抓住重点不放，力求扩大战果……”
原来这位看守所长是苗族人，35岁才结婚成家。苗族妻子婚后5年内生下3个女儿。那时国家规定5岁以下的城镇未成年人的口粮每月只有7—8斤，哪里够吃呢？所以个个饿得面黄肌瘦。他是可怜孩子们实在饿得不行，才接受了犯人家属赠送的粮票，先后一共40斤。但是这40斤粮票的问题被“上纲上线”到丧失阶级立场、路线斗争严重错误的高度。工作组责令他“老实交代”！苗族看守所长吓坏了，1965年3月初的一个深夜，在一间空囚室门后上吊身亡。
那时自杀被看做“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反革命罪行。苗族看守所长的遗体被一把火烧化。可怜他那无工作、无经济来源的寡妻，带着3个幼女，挤住在一间10平方米的低矮茅屋里，依靠左邻右舍的施舍，苦苦煎熬着……
（摘自《中央工作团贵阳社教亲历》，原载《党史文汇》2005年。）
侨汇券
从1949年到20世纪80年代，在“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兴无（产阶级）灭资（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政治背景下，在中国人民的生活中，“海外关系”、“侨眷”曾是可怕的负担，带有重大嫌疑。但是，人民政府为了经济利益，对于海外侨胞汇寄回国的外汇，又给予相应的物质照顾。
众所周知，当时在中国光有人民币是买不到许多日用品的。因此中国政府规定，按照海外侨胞汇寄的外汇额度，发放相应数量的“侨汇券”。
20世纪60年代，100港币折合人民币427元；此外附带配给购货票证。
根据我父亲所收集到的资料，在广东叫做“广东省特种商品供应券”，侨汇人民币每10元，配给粮食6斤4两、豆面1斤6两、食糖半斤、食油4两、肉类3两、棉布2尺，及购物券2张、副食品券1张，等等。
在广西叫做“广西壮族自治区侨汇物资供应票”，侨汇人民币每10元，配给粮食8斤、食糖半斤、食油4两、肉类3两、棉布2尺、卷烟1包，等等。
在天津叫做“天津市侨汇物资供应证”，侨汇人民币每10元，配给工业券2张、副食券1张、粮票5斤、食糖半斤、食油2两、棉布2尺，等等。
还有些地方配给的侨汇券，（1978年前后）干脆就印成“侨汇物资供应证”，每50元人民币，含粮票10斤，油票75两，购货券（5+2+2+1）共10张，副食券25张。
各直辖市、省、自治区都有类似的“侨汇券”，优待内容大同小异。在这近30年的物资匮乏的岁月中，那些具有海外关系的侨眷们，尽管政治上遭到歧视、鄙视和蔑视，但是当他们手持“侨汇券”走进特许的侨汇商店时，又会引来嫉妒和羡慕的目光。
对于农民的奖励票证
如前所述，票证是按照“城镇户口”发放的，那么广大农村怎么办呢？如果说，几万万农民的粮食、油料、蔬菜等，基本上依靠他们自己生产，那么其他生活用品如何购置呢？
人民政府早就制订了相关政策：收购农产品的部门，对于超过公家收购指标的，给予“奖励票证”。根据一些收藏家提供的藏品，有“收购农牧产品奖售粮票”、“出售粮食奖售食糖专用票”、“收购特种物资奖励布票”、“收购杏仁专用粮票”，但是奖励的数量很有限，甚至还有“1991年落实烟叶面积奖励煤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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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9-26 17:07: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