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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那时候我很难弄到自行车票。”在车间工作的沈德出说。当时自行车票控制极其严格，真正的掌握者是各商业局和供销社的人，自行车厂只有特殊部门工作的人，例如后勤部门，才能拿到自行车票。 钱菊英的父亲当时是上海自行车厂的食堂采购员，她还记得父亲有天回家的得意状态:“领导把他叫去，说现在菜场的肉和鱼都要凭票供应，很难保证买到，所以厂‘革委会’决定每月给他一到两张自行车票，专门用来与菜场领导保持友好关系，解决厂里职工的伙食问题。”父亲回家后就把自行车票郑重其事地保存在五斗橱的玻璃板下面，不许孩子去摸，她记得那是上海第六百货的自行车票，上面印着一个月的期限，“每券一辆，过期作废”。 当时肉票和鱼票都是随购粮本统一领取，但是豆制品票和蛋票等是菜场颁发的，钱的父亲采用“以票换票”的方式，不仅给食堂办了大量货，她们家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生活水平也大大改善了”。连邻居都跟着沾光。“人人对我爸爸都是笑脸相迎。” 当时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有所谓的“三大件”之称，是每个准备结婚的家庭的必备之物，一般的分配方式是这样的，由商业部门统一分发给各个单位，各个单位再把手中的几张轮流发放给自己的职工。“一个1000人的大厂每个月也就三四张，大家轮流来，后来就有些人采用交换或者购买的方式弄票了。”自行车票和手表票最值钱，一张手表票可以换取10斤鸡蛋和若干斤粮票。上海市的票证收藏家邵根才觉得这真是怪事:按照道理来说毫无价值的票证（买东西还要出钱，票证只是购买凭证），却获得了很高的价值，当时另一种抢手货是全国粮票，因为全国粮票中含有一定量的油，所以也是大家拼命换取的目标。 父亲江苏老家的亲戚也跟踪而来，当时父亲已经积攒了几张票了，老家的亲戚知道父亲“发达”了，委托父亲的叔叔前来办事，托父亲购买自行车。叔叔给父亲带来了几只鸡和很多土产，说这是老家亲戚们集体托他带来的，父亲则为叔叔准备了两张票。
之后乡下亲戚常常来走动，也有人和父亲说，乡下亲戚在投机倒把，把上海自行车弄回去，每辆至少加50元再卖出去，但是父亲不听，他很享受那种受到尊敬的感觉。她还记得9月份毛泽东逝世的时候，父亲的叔叔一边哭着一边把新自行车运输回乡的场景。“印象特别深，他哭得直不起腰，但是还不忘记很细心地把自行车包裹好。”
上海市民邵根才从60年代就开始有意无意地收藏票证，他的几套票证都被上海市档案馆收藏展览，比如从1960年到2005年的电费单，1959年到1990年的购粮本等。他还收藏有1963年的华侨特供的“0.1块肥皂票”、“3钱鱼票”，“五分油票”，他笑着说:“大概是切成鱼片买，否则无法想象3钱鱼怎么购买。”五分油则是半钱，应该是用筷子头蘸的方式来卖油的。最奇怪的是西安市的购物券，计量单位是“一点”，什么算一点？即使是收藏专家，他也无法解释所有的票证用法。
邵根才所拥有的1976年票证是这样的，最重要的还是购粮本，当时粮食控制极其严格，每过一段时间就根据家庭人口变化发放新的购粮本，而且上面购买的地点都有详细规定，“不能到另外的粮店购买”。控制粮食流通就相应控制了人口流动，因为粮票的发放是要和购粮本结合起来的，所以去哪里领取多少粮票都有详细记录。农村人口根本不可能到城市来，就是复员军人在转业期间，也要拿专门的转移证明，上面写着以往的粮票领到哪一天，“地方可以酌情减少粮食供应”。因为部队粮食定量高，每月45斤。转移证明上的标语是:“不吃老本，再立新功。”
葛剑雄那时候经常出差，他还记得当时控制各种票证的严格，“要出差的时候，就拿着单位介绍信，把家里的粮票换成全国粮票，而且换的时候要交油票，因为全国粮票里面含有油票”。
邵根才拥有一套同一地区12个不同年代的购粮本，1976年，上面的毛主席语录改成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还有热天防止饭馊的办法，这样的字眼在1980年的粮本上才消失。粮本上有详细的粮食定量，体力劳动者最高，重体力劳动一个月平均下来有45斤粮食，而脑力劳动者只有29斤——甚至比中学生还要低。
他收藏的1976年另外一些票证是:产妇卫生纸票，凭票供应卫生纸肆刀;布票，上面印刷着“备战备荒为人民”;补助蚊帐专用券，是专门给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使用的;三五牌木壳台钟的购买票等等，涵盖了生活的各个方面。因为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所以1977年春节上海市商业局“革命委员会”发布通知:要把春节特供当“政治任务”来完成，当年春节每家每户可以多供二两油，可以购买七两赤豆，三两半花生和若干海蜇。当时小户最合算，因为是按家按户分配票证的，而大户平均下来东西就少了，所以不少人想方设法把自己家户口弄成小户，但是户口是按照房子走的，所以“得逞”的并不多。
最早的倒买票证者收购的是香烟票，因为有些人不抽烟，所以烟票的余额最多。葛剑雄记得当时有浙江的老太太挎着小篮子，里面装着鸡蛋，在弄堂里偷偷摸摸地换烟票，牡丹、大前门等好烟是红色票，所需要的鸡蛋也就多。后来又出现了拿塑料盆、粮票等来换烟票的，浙江乡下一向人多地少，那里的农民，即使是在严酷的1976年，也在想办法为自己赚取一点点利润。
当时上海通往市区的各条道路上都设有陆路检查站，防止外地人拿物品进上海交换，“破坏经济秩序”，葛剑雄他们经常利用外出学农的机会，在当地购买一些更便宜的肉和油，就在那里大吃一顿，因为想带进上海太难了。
巴金的儿子、小说家李晓当时在浙江农村插队，他在小说中描绘了浙江农民和知青是怎样结合起来在当时的票证控制体系中寻找漏洞的，当时社办工厂已经出现，不少能干的知青被委派为推销员，去上海推销产品，他们带来大量的农村地区积攒的粮油票，用于贿赂城市里的工人阶级——浙江乡办企业的前身出现如此之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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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9-26 17:11:04
